导语

2023年12月，在第二十八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的议程中，一个广泛的联盟希望在协议草案中以更强有力的措辞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但遭到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欧佩克+国家的坚决反对，COP28并未就最关键的问题达成一致，气候行动陷入全球合作治理与大国竞争之间日益不稳定的推拉之中。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22 年排放差距报告》显示，国际社会距离巴黎目标尚有距离，没有找到实现 1.5°C 目标的可靠途径，目前实施的政策预计到本世纪末气温将上升 2.8°C。

对此，众多国家、社区和人民都将陷入深刻而持久的困境，气候变化物理后果的影响将与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形成混合相互作用，从而导致局部资源冲突并诱发更广泛的紧张局势。近年来，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联系已成为世界领导人和全球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尽管东南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绝大多数探讨气候与冲突关系的研究并未涉及该地区。在此基础上，东南亚的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之间是否存在相应联系？本文就此议题展开必要的讨论。

一、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双向互动

过去十年的大量研究探讨了气候与冲突之间的联系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外交、国防和发展政策方面。脆弱国家面临着一个双边风险问题——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如果缺乏行动，问题的两个部分的关系将相互消极地强化。关于气候与冲突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多样且存在争议，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国家能力不足等因素被认为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使得气候与冲突联系的机制仍然存在关键的不确定性。但2019年发表于《自然》（Nature）期刊的一项针对11组不同专家的估计进行的调查发现，气候变化使各国内部发生武装冲突的风险比20世纪增加了3%到20%。需要明确的是，气候变化可能不会直接诱发暴力冲突，其具有相应的传导机制，从而间接增加冲突风险。这就需要注意一些关键风险：脆弱的政治治理结构；经济不稳定弱化国家和民众气候适应能力；粮食供应、获取和利用；移民和城市化引起资源分配的变化。

在脆弱地区，粮食不安全、城市化风险以及对资源的竞争加剧，并与土地退化和环境过度开发等其他全球性危机相结合时，气候变化可能会使本已严峻的局势变得难以为继。气候变化通常被视为“威胁倍增器”（threat multiplier），恶劣的气候条件可能会形成更多对暴力的支持，在经济活动对气候敏感、政治边缘化和存在暴力历史的地方尤其如此，此类动态的典型热点地区是非洲、南亚、中南美洲以及岛屿类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暴力冲突对气候脆弱性的影响更加强烈，冲突破坏基本经济活动、威胁粮食安全、阻碍市场和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并导致大规模流民，此类种种都削弱了国家和地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危害的能力，如俄乌冲突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并对全球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一定逆转。总体而言，气候影响威胁到脆弱社会的人类安全，从而加剧冲突风险，暴力冲突进而阻碍社会发展并破坏当地管理气候风险的能力，二者结合导致破坏性影响的恶性循环。

二、东南亚的气候风险与治理问题

除了经济前景和政治不确定性之外，受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影响，东南亚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是气候变化。东南亚77%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最容易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包括泰国曼谷和印尼雅加达等主要城市。小规模渔业是东南亚沿海社区的基石，东南亚海洋渔业产量约占世界海洋渔业产量的 20%，预计到2050年东南亚渔业总产量将下降30%，极端天气事件直接影响大规模渔民群体的生计，同样受到影响的还包括湄公河和洞里萨湖等依赖内陆渔业的农村社区以及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农民。亚洲开发银行估计，除非气候变化得到遏制，否则到本世纪末，由于农业、渔业和旅游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可能萎缩11% 。

东南亚气候可分为两个季节——东北季风期间的冬季和东南季风期间的夏季。传统上，气候变化与地表温度和降水的季风季节变化间存在联系，而季风季节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整个东南亚天气系统的影响。贾斯汀·森蒂安（Justin Sentian ）、卡罗琳·梅丽莎·佩尤斯（Carolyn Melissa Payus）等人使用 RCP4.5 和 RCP8.5 两种气候情景下的全球气候模型 （Global Climate Model, GCM）和天气研究预报 （Weather Research Forecast, WRF）v3.9.1.1 建模系统对东南亚 2013 年至 2100 年基准期的预测地表温度和总降水量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未来该地区的总体气温均呈上升趋势（RCP4.5 和 RCP 8.5 下，温度预计将增加 0.93°C 和 2.50°C），这与同期降水的减少相对应。东南亚季风季节的变化将严重影响该地区人类健康、环境、粮食安全和经济脆弱性。

受新冠疫情影响，东南亚的不平等现象加剧和弱势群体人口增多，2021 年东南亚极端贫困人口增加 470 万人，总共达到2430 万人，约占东南亚 6.5 亿总人口的 3.7%，这些人通常处于气候灾害的最前线，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群体。然而，在气候治理层面，尽管所有东南亚国家都签署了《巴黎气候协定》，并已宣布其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NDC）目标，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制定预防严重气候灾害的战略。东南亚国家都存在需要克服的障碍，如缅甸的政治不稳定、文莱的化石能源依赖、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权力分散等。此外，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融资不足，但国际气候融资及其市场驱动机制易将土著和农村社区排除在外。因此，如果无法有效解决各国内部的各种问题以及改变自上而下或精英决策的气候治理模式，东南亚的气候治理很难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三、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基于东南亚的案例

日益频繁的气候灾害不仅造成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普遍地使得普通民众维持生计的可能性长期下降。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不确定性和风险被福利机制和保险系统所吸收，然而，在发展不充分、治理薄弱，甚至存在冲突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法以这种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鉴于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实例间的广泛相关性，不同地区具有迥异的联系机制。本节以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佩尼拉·诺德奎斯特（Pernilla Nordqvist）和弗洛里安·克兰普（Florian Krampe）的早期研究框架为基础，概述了其中三个主要机制，将气候变化与东南亚冲突相联系，包括生计恶化、组织性武装团体的战术考虑以及精英剥削。

现有研究显示，农业或渔业等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损失导致生计安全下降，可能会增加发生的暴力冲突的风险，气候变化通过洪水、干旱以及病虫害以及病原体的暴发，造成数量和质量上农业生产力的损失，这种模式在东南亚地区显而易见。据世界银行现有年份数据统计，2022 年东南亚国家农业部门增加值（农林牧渔等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最终成果和对社会的贡献）占 GDP 的百分比整体偏高（见图1）。塞巴斯蒂安·阿克斯巴德（Sebastian Axbard, 2016）利用卫星数据构建了印度尼西亚捕鱼状况的月度衡量标准，表示气候导致的渔业产量的减少与海盗活动的增加具有相关性。在没有合法替代收入来源的地区，气候灾害降低了民众参加冲突的机会成本。 2018 年，印度尼西亚的另一项研究（Raul Caruso & Ilaria Petrarca 2016）利用工具变量方法来探讨水稻对暴力冲突的影响，反映了最低气温的升高会降低水稻产量，从而增加实际暴力的发生。水稻作为菲律宾最重要的作物，这种效应在菲律宾也有所显现。然而，此类冲突往往在局部地区，且强度较低，存在季节性动态反应。

图1 2022 年东南亚国家农业部门增加值占 GDP 的百分比；资料来源：The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home.

已有文献（Pernilla Nordqvist & Florian Krampe 2018）总结了三个武装团体战术原因——作为提高群体粮食安全的应对策略；招募策略；机会主义行为。约书亚·伊斯汀（Joshua C Eastin, 2022）分析了气候灾难引起的粮食短缺是否会影响菲律宾亲政府民兵为国家而战的意愿，结果显示灾难或生计损失将增强这种意愿。相较于东南亚城市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风险在农村地区更高，这与政府控制力相关，当地人口依靠叛军或武装行动者的支持或保护。同时，有学者（Bagozzi, B. E. et al. 2017）表示，在农业依赖地区的干旱期间，反叛分子组织可能会增加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以确保组织自身的粮食安全，泰国的北大年马来民族革命阵线（Barisan Revolusi Nasional-Coordinate, BRN-C）存在此类现象。就洪水而言，来自菲律宾的部分研究表明，叛乱武装的招募或对叛乱组织的支持可能会增加。气候灾害后，受灾社区的民众发现参与非法收入活动或加入武装团体的机会成本减少，这通常与生计恶化机制相结合，武装组织可以利用气候变化的一系列社会后果，在持续的混乱和冲突中攫取权力。

气候政治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在分析上并不完全着眼于气候本身，如自然资源的获取、使用和控制的政治可能会引发巨大的改变，但这不是由气候变化引发的。詹妮弗·C. 弗朗哥（Jennifer C. Franco, 2019）将“气候变化政治”广义地定义为社会结构、制度和政治机构（即社会关系）相关领域内部和之间的动态，政策、条约、法律、程序、规范、项目、计划、叙述、想法、倡导、社会动员、谣言以及国家和社会内不同阶层和群体等设定和塑造了气候变化影响的含义、原因和后果。气候变化政治与土地掠夺之间存在微妙、流动和间接的相互联系，气候灾害能够使地方精英通过控制谁将是援助的受益者来获得权力，如菲律宾西科贡岛（Sigocon Island）的当地精英利用灾后援助，在长期持续的土地冲突中巩固地位。

在印度尼西亚的西加里曼丹，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造成的排放（Reducing Emissions from Deforestation and Degradation Plus , REDD+）项目、木材种植园、水产养殖以及铝土矿和金矿开采造成了水质、鱼类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损害，进而加剧了现有的社会分化和冲突（Pye, Radjawali, and Julia 2017）。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目标时，精英以适应或减缓气候变化为由，为掠夺土地和资源辩护，该现象被称为“绿色掠夺”（green grabs）。陆地气候行动，如森林保护计划、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和生物燃料作物生产，通过改变生态条件和土地控制模式，促使精英系统性夺取土地的几率增加，这也源于部分东南亚国家土地所有权模式的模糊和不平等。

四·、结语

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表示，持续的气候变化意味着极端天气事件的频率增加，而观察到的趋势预计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下去。当前气候急剧变化，海平面升高、北极冰层减少、冰川融化、降雨量变化莫测，以及暴风雨频繁，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定居时代以后从未经历过的情景。这些动态将影响人民、国家和建立在国家之上的世界秩序存续、安全和繁荣所依赖的基本资源，特别是食物和水。这些影响已经加剧了世界关键区域国家的脆弱性和安全问题，如中东和非洲的冲突，南海渔业问题造成的紧张等。气候变化正在改变世界自然景观，也正在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格局。如果各国政府不能减缓这种情况，冲突和动荡的风险将会增加，变得更加难以管理，全球很多地区都处于这种情况下，东南亚也不例外。

气候变化—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主要发生在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环境中，而且高度依赖于农林牧渔等产业，东南亚相对符合这类特征。由于东南亚暴力冲突存在多因果关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因此，持续冲突强度增加或群体内外部紧张关系并不总是气候灾害的结果，贫穷、治理不善、环境退化和武装冲突的遗产是催生暴力冲突的重要因素。一些研究表明，群体和国家的适应能力也必须被考虑，认为气候变化本身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是一种误导，应该注意到气候变化和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总体而言，除了探究东南亚气候变化与暴力冲突的相关度外，气候治理以及冲突解决等问题显得更加紧迫，气候变化需要东盟加强区域组织的能力，特别是暴力冲突管理和建立区域合作的能力，并寻求脆弱国家和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方法，一个有效、负责任且合法的治理体系对于打破气候变化与冲突之间的传导联系至关重要。

学人简介：林汉东，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助理、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