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9日，民主党参议员克尔斯滕·吉利布兰德（Kirsten Gillibrand）与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联合提出一项《禁止政府官员股票交易》（Ban Stock Trading for Government Officials Act）的法案。为规范公职人员金融交易，该法案提出了五方面的实质措施：一，禁止股票交易和盲目信托；二，对行政部门股票交易处以重罚；三，要求报告联邦福利；四，提高财务披露报告透明度；五，提高原《股票法》规定的交易报告罚款。尽管该法案对监管腐败问题表现出强硬的整治姿态，但国会议员多次爆出财务丑闻、司法调查不了了之、两党提案各怀私心等因素都在不断消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截至目前美国国会今年已提出十多项与公职人员股票交易相关的法案，其最终走向依然成谜。“财务公开”究竟是公权腐败的消毒剂，还是政治掮客的遮羞布？

来源：Insider

 政府官员“内幕交易”嫌疑层出不穷

美国至今并未明确禁止国会议员从事私人股票交易活动，意外的疫情成为大众开始广泛关注政府官员金融投资活动的契机。2020年在佐治亚州参议院席位决选环节，共和党参议员凯利·勒弗勒（Kelly Loeffler）和大卫·珀杜（David Perdue）被抨击“根据公众尚未获知的疫情内幕，提前操纵股票交易以获利”。疫情突袭美国之初，虽然勒弗勒在公开场合附和特朗普的应对方式，但私下却和丈夫出售了近19万美元的股票，而她在当年1月恰巧参与了一场关于冠状病毒的机密简报会。珀杜也因购买了受益于疫情的企业股票遭到质疑。虽然司法部介入后调查无果，但议员从股票中获取高额金钱回报一事再次引发民众对政府普遍的信任危机。

2022年1月13日，民调机构Convention of States Action和Trafalgar Group发布的民意数据显示：75.9%的选民认为国会议员及其配偶拥有不公平优势，不应允许他们在国会任职期间买卖股票。这一回答并未因党派差异发生实质变化：69.4%的民主党选民、78.2%的共和党选民、79.5%的独立选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纽约时报》在2022年9月揭露有97位国会议员及其家人的金融交易记录，与议员在国会所涉工作关系密切。例如，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兹曼（John Boozman）在担任环境与公共工程委员会委员时，曾购入或卖出三家能源及电力公司的股票。在他出任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委员会成员时，他还买卖了美国顶级国防承包商霍尼韦尔的股票。特拉华州民主党参议员托马斯·卡珀（Thomas Richard Carper）在担任财政委员会医疗小组委员会委员期间，他妻子出售了3万到10万美元Owens & Minor （一家经营物流和医疗用品的公司）债券。大量国会议员股票交易记录同其工作内容高度相关的“巧合”似乎印证着民众对公职人员“中饱私囊”的担忧。

卡珀工作与其股票记录的重叠
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官员不应在为选民服务的同时利用内幕信息谋私”其实早已成为政府道德审查的重点项目。2012年奥巴马政府就颁布了《股票法案：禁止国会议员进行内幕交易》（The STOCK Act: Bans Members of Congress from Insider Trading，简称Stock法案）。为打击金钱对政治的破坏性影响，该法案明确规定国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不能豁免于联邦证券法的内幕交易禁令，并要求国会议员和政府雇员在交易后45天内报告某些投资交易。形式上的财务公开本意或是为重塑民主政治的口碑，但在实际运作中却逐渐沦为两党竞选攻讦的武器。

沦为选举交锋点的“财务披露”

议员身居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政治高位，因工作性质得以接触更多或优先获知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议员可凭借这种“先知”优势提前购入或出售股票等金融资产牟取暴利。这场高风险的投机游戏中被牺牲的只有无知之幕下的底层人民。“民选官员”在公共道德方面呈现的低水准自然也成为竞选时政敌揭短的话柄。Stock法案设立财务信息披露和报告机制而非禁止相关交易，在重要的选举节点上两党政客及其利益团体经常揪住议员定期披露的财务信息中的漏洞“大做文章”，以凸显本党清廉公正的形象争取选民芳心。珀杜和勒弗勒的财务丑闻曝光时，其竞争对手民主党人乔恩·奥索弗（Jon Ossoff）和拉斐尔·沃诺克（Raphael Warnock）就在宣传广告中多次据此进行攻击，如攻击珀杜利用疫情致富的奥索弗会提及自己的妻子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感染冠状病毒，还有将乘坐私人飞机的勒弗勒与在公用住房中长大的沃诺克放在一起对比。

图源：The Washington post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汤米·图伯维尔（Tommy Tuberville）虽然是出名的对华鹰派人士，但曾同其妻子多次购买中企阿里巴巴的股票，还购入大量股价易受外交关系变化波及的企业的看跌期权，他还曾在微软争取国防部100亿美元合同失利时提前出售了微软的股票期权。2022年2月当国会就是否应禁止议员交易个股展开辩论时，图伯维尔表示这种荒谬的设想将劝退更多有兴趣竞选公职的人。由民主党转为独立人士的柯尔丝滕·西内马（Kyrsten Sinema）多次将竞选资金用于奢侈的旅行支出，让曾经支持她的选民产生强烈的背叛感（她曾多次在竞选演讲中强调自己的贫苦出身）。7月13日《亚利桑那共和报》记者罗纳德·汉森（Ronald J. Hansen）在分析西内马竞选影响时，讥讽曾经大打“与民共历苦难”同情牌的候选人上位后正在权钱交易中自甘沉沦。

据联邦选举委员会文件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西内马的近一半资金来自与三大私募股权公司密切有关的捐赠者——凯雷集团(The Carlyle Group)、黑石集团(Blackstone)和KKR的员工高管所赠资金占其在2023年前三个月所筹210万美元中的45%。西内马前工作人员萨沙·霍沃斯（Sacha Haworth）向美媒透露：这是因为西内马去年8月一手阻挠了民主党对私募股权收益增加“结转利息税”的提议，并确保众多金融大鳄可享受350亿美元的免税额。西内马从富裕投资者处捞取高额资金，在税收政策上偏袒风险资本家，这一事例也被亚利桑那州自由派视为可在2024年连任竞选时指控西内马的证据之一。自由派政治顾问艾米莉·柯克兰（Emily Kirkland）认为：“为国内最富者争取有利税收待遇的行为既不明智，也将成为竞选对手攻击她的有力议题。”

难以落地的“股票禁令”

政治学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Carr Peterson）和克里斯蒂安·格罗斯（Christian Grose）建立了一个议员个人股票投资数据集，并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会在放松金融监管方面的行动，来研究立法者私人金融持股行为对公共政治决策的影响。他们在2020年发表的论文中指出拥有股票的国会议员在金融监管和经济干预上的决策与他们在持股公司的所有权利益高度相关，他们更倾向于以自身投资组合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投票，这些决定并不受意识形态、选民利益等其他因素的干扰。

呼吁实行更严格“股票禁令”的舆情基础一直颇为坚实：Morning Consult在2022年10月底开展的民调显示，至少有63%的美国人支持禁止国会议员及其家人以及总统，副总统和联邦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进行股票交易；马里兰大学公共咨询项目于2023年5月开展的调查显示两党绝大多数人赞成禁止国会议员（86%支持，其中共和党 87%，民主党 88%，无党派人士 81%）买卖个别公司的股票，并相信“当国会议员可以持有和交易个别公司的股票时，存在太多潜在利益冲突”（92%相信，其中共和党人92%，民主党人93%）。

来源：University of Maryland

与此同时国会的态度则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众议院道德手册》主张选举过程的纪律可以有效检查不正当金融交易，《参议院道德手册》也认为鉴于议员选区能根据与私人控股相关的冲突做出符合民意的判断，故无需选择性剥离潜在冲突资产。而Stock法案虽然以一项“重建民主信任”的道德计划面世，试图凭借财务披露机制让贪腐蠹虫在阳光下曝晒，以正本清源，但议员在未受到实质限制或惩罚时，财务公开只是他们合法化腐败的遮羞布。美媒《内幕》（Insider）2023年初发现有78位议员都未能按照Stock法案正确报告其金融交易，面对公众舆论的问责，他们要么不予置评，要么甩锅给工作人员的法律无知、文书错误和财务疏漏。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汤米·图伯维尔、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等资深议员多次延迟披露交易动向，司法部过往立案调查最终不了了之，现行Stock法案设置的罚款金额也仅有200美元（还可豁免）……这些迹象都表明即使两党都想在重振政府公信上有所作为，但金融交易带来的可观回报已经在体制内滋养出一批投机政客。他们用私人的经济利益决定大众事务的走向，仅以空洞的选举纪律约束显然越来越不足以平民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