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简介

王竞超：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摘要】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开始变革，主要国家间的关系也处于重构中。作为印太地区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国家，日本与印尼以海洋安全合作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两国关系。但双方不仅对未来海洋安全合作具体设想有所差异，在印太安全秩序构建主导权上也存在 “美日印澳” 或 “东盟中心” 的认知分歧，而且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也会抑制两国合作的深入发展。日本与印尼的海洋安全合作仍存在较多不确定性。

2020年1月10日，印尼外长Retno Marsudi会见了日本外长茂木敏充(Toshimitsu Motegi)，就日本在印尼开展海事投资展开会谈。

【引言】

近年来，随着印太地区权力转移进程的加速，地区安全秩序进入变革期，地 区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在此背景下，多组域内国家间关系出现较激烈的重组。日本与印度尼西亚作为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大国与中等强国，在构建、强化双边 “战略性伙伴关系” 的目标指引下，不断深化双边关系。

在日本—印尼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海洋领域为代表的各类合作得以加速推进。此外，日本—印尼的安全合作也具有较高的涉华性。对中国来说，一方面，日本与印尼为中国东向、南向的重要海上邻国，两国安全合作对中国周边乃至印太总体安全局势具有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当下美日印澳四国机制( QUAD)  有向 “亚太版北约” 升格的趋势，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将是日美等国重点争取的对象，而加强与印尼海洋安全合作则是日本的主要拉拢手段之一。

【印太语境下日本与印尼对彼此的战略认知】

( 一) 印太语境下日本对印尼的认知与定位

安倍晋三2006年9月第一次组阁后，日本对于 “印太” 尚未形成战略，却有自身的构想，并通过 “价值观外交” 予以体现。安倍在组阁后的首相演讲中，尽管未直接涉及印尼，但高度重视东盟的战略地位，表示  “日本作为亚洲民主国家，为了将自由社会的范围扩展到亚洲乃至世界，需与东盟进一步深化合作，并与澳大利亚、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举行首脑级别战略对话”。2012 年 12 月第二次组阁前夕，安倍在世界报业辛迪加 ( Project Syndicate)上发表题为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 (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的文章，提出日本应与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加强安全合作，形成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这标志着他正式开始酝酿印太构想。从地理上看，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位于 “亚洲民主安全菱形” 核心位置，实际上，此时安倍已将印尼当作日 本印太构想中的核心对象国之一。安倍第二次组阁后，进一步凸显了印尼的地位，将其作为本国印太战略(构想)构建与实施的重要一环。

在 2013 年拟于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 CSIS)  发表的演讲中，安倍第一次阐述了日本印太构想的轮廓。他在强调日美同盟作用、重视与印澳合作的同时，特别表示印尼横跨印太两洋，为亚洲海洋国家的代表之一，印尼等东盟 国家也是日本对外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尽管安倍印尼之行尚未明确使用 “印太” 概念，但已阐释了其印太构想的大体框架，即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强化与印澳等印太准盟国及伙伴国关系，密切与印尼等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在印太构建海洋国家同盟。由此可见，在日本印太构想谱系中，印尼拥有多重定位:   一是“亚洲安全菱形” 的核心组成部分，日本多角度、多层次印太安全合作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二是作为东盟领导国家，是日本拉拢东盟共同推进印太构想的着力点;   三是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关键位置，为连接美日与印澳等印太战略主要参与国的地理枢纽。

( 二) 印太语境下印尼对日本的认知与定位

2013—2018 年，印尼处于战略观察期，在认知与评估日本等国印太构想的同时，也在酝酿本国乃至东盟版印太构想的框架。2014 年佐科提出的 “全球海洋支点”( Global Maritime Axis)  战略可以看作印尼印太构想的阶段性成果。

总体来看，在印太语境下日本与印尼对彼此的认知与定位已较为成熟。日本 不仅将印尼作为印太多边安全合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其视为拉拢东盟国家开展海洋安全合作、推进印太构想的着力点，以及密切与印澳联系的枢纽国家。而印尼既将日本视作东盟乃至印太平抑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保持东盟中心地位的外部助力，也希望通过引进日本先进的海洋技术与装备，维护本国及东盟的海洋安全。不难发现，在印太语境下两国对彼此的认知与定位中，海洋安全均是主要考量之一，这为两国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

【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的路径与进展】

随着印太语境下日本与印尼对彼此的认知与战略定位日益清晰，两国关系也 因此明显 “提档升级”。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与印尼将海洋安全作为深化彼此在印太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安全合作机制构建、非传统安全合作、共同军演与训练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 一) 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完善

第一，日本—印尼首脑互访日趋频繁，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进行了顶层设计，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 2012 年南海争端升级背景下，“维护基于法律规则” 的南海海洋秩序成为彼时日本与印尼海洋安全领域的核心议题。佐科明确提出 “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后，日本与印尼首脑会晤的主题逐步向海洋安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事务管理等领域转移。

第二，海洋安全合作专门机制逐步构建、完善。日本、印尼为了推动海洋领域的双边合作，专门构建了 JIMF 与 “2 + 2 ” 会议机制。除了JIMF，日本—印尼 “2 + 2” 会议机制也不容忽视，与JIMF类似，次一级的 “2 + 2” 会晤机制主要负责协调两国安全政策、规划合作路径，在具体分工上与首脑互访形成互补。

第三，日本与印尼在海洋安全领域还构建了各类高官互访机制。佐科执政以  来，基于海洋安全合作，双方防长、副防长、防卫审议官、总参谋长 ( 幕僚长) 等防卫领域高官间基本形成了常态化对话、交流机制 ( 见表 1) 。

( 二) 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迅速发展

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最初发端于海盗治理等非传统安全领域。2000 年以来，印尼群岛水域及周边的马六甲海峡、南海等海域的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  跨国犯罪日渐猖獗，严重威胁了日本传统海上通道安全。因此，日本开始尝试与马六甲海峡沿岸三国———印尼、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发展海洋安全合作，以便参与海上犯罪的治理。因东南亚国家总体国力所限，打击海上犯罪的技术、装备、 经验等都较为欠缺，日本成为援助各国能力建设的主要域外大国之一。

2000 年以来日本与印尼在打击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方面的合作日趋密集并延续至今 ( 见表 2) 。日本政府认识到，对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而言，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敏感度较低而迫切程度较高，相对容易为其接受。因此，日本因势利导，通过为印尼等国提供海上非传统安全领域较为实用的功能性公共产品，加大印尼等国对日本的依赖，逐步消除了其对日本介入本地区海洋安全事务的戒惧。更重要的是，日本与印尼通过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积累合作成果，为两国将合作领域外溢、扩展至海洋传统安全领域创造了条件。

( 三) 海上军演等传统海洋安全合作日趋频繁

佐科执政后，对国家群岛水域的安全、海军实力的提振日益重视，开始选择  性地与域外大国开展海上军演等传统海洋安全合作。而安倍政府也希望通过与印太主要国家发展更深层次的海洋安全合作，推进本国的印太构想。在此背景下， 日本与印尼开始逐步将海洋安全合作由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至海上军演等传统安全领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两国军队间的交流日趋频繁，取得了多个标志性突破。

综上，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发端于敏感度相对较低的非传统安全领域， 其后逐步扩展至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广度日渐扩大，合作层级日趋提升，已形成综合性海洋安全合作体系。这大大增强了日本—印尼安全合作的国际影响力，也明显提升了两国在彼此对外安全合作体系中的地位。

【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的动因】

在亚太乃至印太区域局势快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与印尼强化海洋安全合作 存在深层动因，其既受美国对外政策调整等外部环境的较大影响，也是两国基于彼此国家利益和战略取向的主动作为。

(一）美国对亚太同盟体系的变革从侧面推动了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

日本作为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不仅需配合美国战略调整，强化与澳、菲、泰等  “间接盟国” 的安全关系，发展双边与小多边安全合作，同时也需着力提升与印度、印尼、越南等伙伴关系国的安全合作水平。

更重要的是，与以上伙伴关系国发展安全合作既呼应了美国，也为日本实施本国 “抱负” 提供了助力。随着日本对美战略自主性逐步加强，构建军事大国进程逐步提速，其希望独立于美国开拓自身的安全合作 “朋友圈”。印尼作为东南亚第一大国，为了维持自身在东盟的领导地位，在国力受限的情况下，其也需要借助外力强化海洋安全力量。因此，面对日本的拉拢，印尼根据国家利益与自身需要有选择地接受了合作领域与具体项目。

( 二) 日本与印尼需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国家生存与发展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家，从波斯湾到本国的海上通道安全无疑对其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日本海上通道面临各种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安全环境错综复杂，抗破坏能力弱。尤其是印尼群岛水域及其附近的马六甲海峡、南海以及东印度洋为全球海盗、海上恐怖主义等海上犯罪最为猖獗的区域之一。对印尼而言，海盗、海上跨境走私、海上恐怖主义、非法捕鱼以及各类海洋灾害也已成为阻碍经济发展、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三) 日本与印尼高度关注南海及印尼与周边国家海洋划界争端等传统海上安全问题

2012 年以后南海争端持续发酵，日本海上通道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骤然加 大，印尼作为南海沿岸国担心受到地区冲突的牵连。而印尼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争端悬而未决，不仅是印尼的安全隐患，也是日本海上通道面临的潜在威胁。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印尼虽然与周边多数国家和平地解决了大部分的领海划界问题，但仍未能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东帝汶、帕劳等国完成海洋划界，某些划界问题还曾恶化为纠纷，引发相关双边关系的倒退乃至局部地区的紧张态势。印尼与邻国存在划界争端的海域多为日本海上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故日本对以上问题也高度关注。

(四) 日本与印尼需互相倚助，实现本国在印太的安全战略目标

日本印太战略实施后，为了应对印太海洋安全问题、遏制中国，着力构建印太地区多维度、多层次的合作网络。日美期望通过争取印尼，形成 “磁场效应”，吸引更多的伙伴关系国参与 “印太新秩序” 的构建。而印尼为了实现 “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也需借助日本之力。

【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的前景及限度】

不可否认，近十余年，特别是佐科执政以来日本—印尼海洋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了明显进展。然而，受国际体系、国内因素的多重影响，未来双方的合作既面临提档升级、加速发展的机遇，也将受到若干因素的掣肘。

(一) 两国对海洋安全合作的设想有所差异

具体而言，一是两国对于传统、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重视程度不一。日本尽管 也强调海洋非传统安全问题治理，但核心仍是希望通过积累该领域合作成果来提升合作层次，进而加强与印太各国在传统海洋安全方面的合作，尽可能在印太海域投放自身军事力量。印尼 “全球海洋支点” 战略在安全领域则更多地关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二是日本与印尼各自的国家战略尽管在制度设计、主要内容上有相近之处，但指向不尽相同。日本印太战略更多地表现出  一种外向性与扩张性，在牵制中国的同时，意图借此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本国军事活动的束缚。而印尼更多地关注本国群岛水域的安全稳定、岛屿间连通水平、主权维护等议题，更多地体现了一种自我防御与完善的战略诉求，内向性与防御性特征相对突出。

(二) 两国关于印太安全秩序主导权、安全架构中心地位的主张存在分歧

在日美等国的构想中，未来将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美日印澳机制为基石构建  印太安全秩序，印尼等东盟国家只是辅助性角色，是遏制中国获得地区安全秩序主导权的砝码。而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不甘于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试图在未来地区安全秩序中保持主导地位。此外，与美日印澳对华牵制的意图不同，东盟希望将中国纳入印太构想中，使其成为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构建者与参与者。日本与以印尼为代表的东盟国家在印太安全秩序主导权、安全架构中心地位的主张分歧依旧，这将影响两国未来海洋安全合作的前景。

(三) 印尼等距离外交传统与民族主义思想等国内因素会抑制日本—印尼安全合作的发展

一方面，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佐科政府延续了印尼的外交传统，对中日美等大国开展等距离外交。印尼除了避免在大国间 “选边站队”，也力图在中日间同时接触，相机获取最大收益。最明显的表现在于，印尼在与日本开展海洋安全合作的同时，自 2015 年也与中国携手打造 “海洋发展伙伴” 关系，深化多领域的合作关系。此外，在南海争端、印太战略等涉及中国核心利  益的议题上，印尼长期保持中立，持较为温和、包容的立场。另一方面，基于历史原因，印尼民族主义思想较强烈， 对与日本等域外大国开展合作持既接受又提防的态度。印尼对与日本安全合作可能会损害主权完整与国家独立性，进而挑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颇为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