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dège Rolland:一盘新的大棋局?中国战略思维中的非洲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时间:2021-07-17

 


 

 

 

 

导读

本文转载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海外智库观点要览》第72期(202172日)。

 
英文原文作者纳德吉·罗兰(Nadège Rolland)是美国亚洲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政治与安全事务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的愿景》(2020)和《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2017)等书。英文原文载于202168亚洲研究所网站:https://www.nbr.org/publication/a-new-great-game-situating-africa-in-chinas-strategic-thinking/。此为中文摘译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海外智库观点要览》编者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扩大和中美在全球范围地缘战略竞争的加剧,中国对非洲的战略定位日益受到关注。近日,美国亚洲研究所学者纳德吉·罗兰发表研究报告,以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为主要依据,分析了非洲在中国大战略中的位置。她强调,中国向非洲输出治理模式是一个需要关注和应对的新方向。

以下为该研究报告的中文摘译:

一、主要观点

非洲在中国的大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除了经济参与和发展援助,在日益升级的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全球影响力的地缘战略竞争中,非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北京的新战略旨在使非洲大陆融入一个由许多“南方国家”构成的子系统,并意欲主宰这个系统。中国的“新大棋局”(a new great game)试图动员非洲支持中国独特的制度和治理意识形态,以压倒美国。为此,中国致力于说服非洲国家接受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虽然中国一直否认,许多西方观察家也持怀疑态度,但实际上中国正打算将其模式输出到非洲,也可能输出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二、中国大战略中的非洲:过去与现在

对中国来说,非洲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实用主义的利益。过去,非洲一直被中国视为战略建设的基石,在面对最具威胁性的对手时,借助非洲加强和改善中国的地位。40多年前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基于战略考量,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益关系不大。在毛泽东看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形成一个保护性缓冲地带,是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和展开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他设想了一种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让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展开斗争,以改造战后国际体系。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一个典型的“大棋局”,是一种确保维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袖地位的均势战略。

邓小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大战略的方向,在等待时机的同时,把建设“综合国力”摆在了优先位置。这首先需要改善中国的经济状况。在这一背景下,非洲的地位依然重要,与毛泽东时代不同且更加具体。非洲大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支持,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

自2012年以来,中国的大战略发生了新的方向变化。它还没有完全形成。中国所设想的是一种“局部的霸权”(a partial hegemony),通过建立依赖关系对“南方国家”施加松散的影响。这种依赖既可以作为激励手段,也可以作为胁迫手段,但不是对领土或政府的绝对控制。这包括那些承认、尊重和服务于中国利益的国家,而不是按照地理或意识形态界限来划分的国家。在这一愿景中,非洲再次成为基石。

三、作为“支点”和“外线”的非洲

在中国学者从战略角度审视非洲的讨论中,经常出现两个概念——“战略支点”和“外线”。

非洲是中国外交的战略支点,是指非洲国家为中国摆脱国际孤立发挥的历史性作用。非洲国家帮助中国改善了外部战略环境,拓展了外部战略空间。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下,中国突破了外部封锁,恢复了应有的国际尊严。中国经常把非洲作为反遏制战略的一个关键因素。

“支点”主要是防御概念,而“外线作战”则是“进攻性防御”的一种形式。这个想法最初由毛泽东提出,意指弱军在强敌包围之下,单靠“内线”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弱军必须沿“外线”进行多次小的战役,在敌军薄弱地区进行攻击和骚扰,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其放松对主战场的控制,从而使情势转为有利。

“外线”的概念不仅用于军事上,也可以用于大战略上。中国的理论家们认为,今天对中国生存的最大威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对抗、平衡和反击美国战略压力的方法。他们建议,不要与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对手正面对抗,中国应该向西扩展从而平衡美国在东部边界的势力,并部署在“外线”——远离中国大陆,比如非洲。有中国学者指出,非洲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薄弱环节”,应该在这一外线作战,扰乱或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从而遏制其印太战略,减轻中国所受的压力。

简而言之,每当中国所受的外部压力和威胁增加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的战略重要性就会上升。把非洲作为“支点”和“外线”对抗外部包围的观点呼应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中国是否会在非洲发动代理战争,把美国从亚太地区拉出去?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在非洲大陆发动的那种代理战争可能不是中国战略家的想法,他们似乎设想在非洲大陆与美国展开一场以政治和话语斗争为主的竞争。中国希望通过动员非洲国家对其在国际机构中立场的支持以及对其特色体制和治理理念的认可来“侧翼包围”美国,而不是开辟新的军事战线。

四、向非洲传播中国模式

中国学者只是提到安全是中国需要扩大与非洲国家合作的领域,但没有进一步阐述他们认为应该具体做些什么。相比之下,关于如何深化与非洲的人文交流,存在着更广泛的意见。人文交流指的不仅仅是不同国家的人在出国旅行或培养对外国文化的欣赏时可能经历的“心灵”联系,而是意味着一种“思想”的联系,更类似于政治影响工作。中国学者指出,这种交流应该包括宣传工作,以及统一战线工作,将中国可能在当地遇到的“误解和抵抗”最小化。为此,应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媒体互动、青年交流,逐步使非洲国家成为接受中国的一股积极力量,为“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舆论基础。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中国应充分利用华侨华人及其组织的优势,与非洲国家的当地社区进行接触。特别是在中国国内发展非洲语言项目的同时,大力推进中国在非洲的教育项目(即扩大孔子学院,将汉语教学纳入非洲中小学课程)。另外,还要加强中非智库交流。

加强人文交流的目的远远超出培养非洲对中国的好感。中国的战略规划者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将中国模式推广到非洲国家。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竞争显然是这里所设想的。正如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所写的,关于发展的西方主流理论并不是普遍真理,这些理论在非洲的应用导致其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非洲国家是检验从中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最佳场所。中国人文交流项目的发展最终应鼓励发展中国家探索一种更加自主、独立、独特的发展道路,逐渐让非洲国家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201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通过了《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其中提到“双方将加强在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交流”。这句话显然与中国更大的雄心有关,即要使自己成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替代者。在北京看来,这不仅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向非洲国家传播中国模式是中国对非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国对非战略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规划者意识到,中国要在非洲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面临潜在障碍。这些障碍来自中国、非洲,还有外部势力。

中国在非洲的存在和利益的扩大是北京面临各种现实挑战的根源。其中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中国长期奉行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与保护海外资产和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此外,由于缺乏国际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中国企业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规范企业的行为应该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

中国战略顺利实施的挑战也来自非洲。中国学者关注可能继续阻碍非洲大陆发展的问题,包括贫困、不平等、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过度依赖资源驱动的增长模式、缺乏健全的政府结构和机构、传统观念和债务风险等。

在中国学者认识到的可能不利于中国在非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中,出人意料地出现了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是非洲的能动性。经过半个世纪的独立,非洲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自主发展。他们现在更加关注自己的利益,并实行务实外交,利用外部力量——中国、其他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之间的相互对抗。他们不再满足于用自己的资源换外国的工业产品,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是非洲的“民主化”。多党民主侵蚀了中非之间的政治互信,扩大了意识形态差距。非洲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培养出同样的对华感情,传统友谊随着老一辈领导人的离去而趋于消失。选举周期阻碍了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和中非合作的连续性。

中国专家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随着中国靠近非洲舞台的中心,中国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这种竞争是多维的,商业利益、价值观和地缘政治交织叠加。把非洲视为“后花园”的前殖民主义列强以及在非洲有影响力的其他国家(如美国和日本),他们不仅怀有“酸葡萄”心态,而且还积极干预和试图阻挠中国的计划。西方难以接受自己影响力的衰落,错误地指责中国是“新殖民主义”。这种歪曲事实的言辞不是源于中国在非洲的行为,而是西方列强担心他们对非洲资源的绝对控制将受到挑战。

六、大棋局

中国的大战略包括三个主要部分:自我加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反击美国对其周边增加的压力;巩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中国主导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大战略涉及一个在全球层面的反向包围战略。要想绕过包围圈,就必须创造一个势力范围,这不仅可以作为缓冲区削弱对手的行动,而且最终会压缩和瓦解对手的战略空间。

这一概念强烈回应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然而这一次,中国建立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的主要工具不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受害者团结一致的革命口号,而是与中国的发展模式结盟——这种模式与西方自由民主模式不一致,通过运用经济治国之道和政治影响力逐步建立起来。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而且在国家治理方面,表达出的积极分享中国经验的愿望,是一个需要关注的新元素。

要把非洲融入中国的宏伟愿景,并在中国渴望创造和主导的子系统中发挥适当的作用,非洲大陆就需要经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转型。如果非洲要发挥其作为廉价劳动力制造中心和中国高端产品市场的潜力,就需要采取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劳动力技能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而这正是中国经济繁荣的起点。如果非洲国家想要可靠地适应中国的优先事项,其精英就要确保持久统治,并确保与中国的关系长期稳定,那就不能采用西方民主制度。

最后,中国的愿景不会止步于非洲大陆。中国的战略家们明确把非洲视为实践试验场和理念验证场。他们认为,如果能在非洲证明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就能在南方国家推广,最终重塑世界。

七、政策建议

中国与美国的竞争不仅在印太地区展开,而且涉及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美国战略界应该根据北京的战略目标,投入情报和分析资源,以增进对中国行动的理解。

北京方面显然在努力鼓励非洲国家接受其治理模式。作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应该与非洲各国政府和社会团体合作努力,建立有韧性的、有效的制度和开放的社会。

尽管在中国的非洲问题专家中未见讨论,但中国的军事战略家们很可能正在研究在非洲东西海岸获取设施或建立新基地的可能性。这将提高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印度洋和大西洋扩展力量的能力,并将使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些地区的自由行动能力变得非常复杂。这种情况值得美国军事规划者及其盟国同行进一步研究。

原文 | Nadège Rolland
摘译 | 南陵(四川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校对 | 归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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