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前后半个月的奥运赛事报道很快过去，我即刻回到台湾，倒不是因为想急于打探风声，而是我签证逾期，不得不回台补办签证。

很多人不知道，奥运期间我在美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移民，冒着非法居留随时遭逮捕的风险。奥运前，当我发现这个问题时，余先生宁可我逾期居留也不许我擅离职守，嘱我以奥运新闻为重，在奥运结束后方得返台。

这时候回到台北，一切出奇平静，也许是相距遥远，还没有几个人知道《美洲中时》当时有如此惊天动地的奥运报导，台湾报纸的奥运新闻，还很缩手缩脚。我把带去的报纸摊开在时报老同事面前，他们欣羡不已，那时候在台湾，他们是完全不能这么做的。而《美洲中时》这样的编报，是每个新闻人的梦想。

外界还不知情，但是，完全知情的余先生对《美洲中时》终于上了轨道非常满意，尤其赞赏我们对奥运新闻的处理，他的好心情体现在一段生活趣事上。

一天，余先生约我去家里用早餐，聊到九点多，还要我陪他去高尔夫球场走走。出得门来，天空飘着细雨，便改变主意说：走，我们到北投泡温泉去！

有没有听错？要我去跟他老人家泡温泉？

没有错，我就这样搭着他的座车直上北投，进了“吟松阁”，这是起自1934年的一处日式温泉旅馆，远近闻名（旅馆已在2014年歇业）。余先生说，他常与家人来此休憩。

（吟松阁建于1934年，是目前台北市所存的少数日式木造旅馆之一，也是北投温泉旅馆成熟期的代表作。）

我独自待在屋里，没见屋里有池子，不知道该干嘛。不久，余先生喊我，我循声见他已泡在一个中型池子里，他说：“你也下来呀。”

余先生和我一起泡完温泉，进到房里，他已约了两位盲眼按摩师，余先生让其中最好的那位帮我按摩。

之后，他又带我到中山北路刚开业的老爷大酒店吃大餐，吃完大餐后再送我回旅馆，才结束了这天从早餐到午餐六个多小时的相处。自始至终他都显得非常开心。

之前余先生和我关系最接近的时候是在时报筹备期间，他召我从匹兹堡到纽约相聚，我们曾同寝一室，相谈甚欢。这回关系发展到“坦诚相见”的程度，真不可思议。

两个年龄相差38岁的一老一少谈时局，聊公事，也话家常，具体谈了什么，已不复记忆。唯有一事印象深刻，他问我对他的几个孩子有什么看法？我不知何来此问，很不好回答。如我所说，我不惯对我没有考评权的人向老板说长道短，此时我依旧不想破例。还好，突然间灵光闪过，我悠然答曰：“我觉得他们各有其妙。”

我自觉答得巧妙，没有不答但也没具体答，细细体会似乎还有那么点意在言外。余先生或许听得出来，但没有追问。他没有追问，是因为不想知道，还是不想为难我？不知。但非常明显，那是我所见《美洲中时》开办以来他最快乐的时候。

为什么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半日聚？当时我没想太多，大概这是老先生一种别出心裁的“犒赏”吧？我至今没告诉过谁。现在写在这里，不是自吹自得，只是留着和后来的反差做个对比，他此时与后来流露的矛盾心理让我匪夷所思。

8月24日我返回纽约，9月5日，接到余先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

余先生在电话另一端说，今天的国民党中常会上，《中央日报》的曹圣芬董事长首先开炮，《联合报》的王惕吾董事长接着呼应，直指《美洲中时》的奥运新闻罔顾党国立场，“为匪张目”，要党中央密切注意。

这个讯息显示，党营的《中央日报》和民营的《联合报》联手打击另一家民营的《中国时报》。也就是说，余纪忠被曹圣芬、王惕吾状告到当时中国国民党主席蒋经国面前，说《美洲中时》为匪张目！

王惕吾和余纪忠是台湾两大民营报业霸主，因长年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不相往来，台北政治、文化圈有一句流行语刻画他们的关系最是传神：“要余老板和王老板和好，比国共和谈还难！”的确，在他俩去世前，起码有30年没说过话、没打过交道，这两位倔强的老人真做到了老死不相往来。

王惕吾也是《世界日报》的老板，两个仇人的战争从台湾打到美国，本来《世界日报》在海外华人报界已稳居首席，但自从《美洲中时》尾随而至，便备受威胁，光景大不如前，奥运以后尤其招架不住。我们绝不能说王惕吾在常会公报私仇，我们必须十二万分恭敬地说，曹、王两位报老板纯粹因为忠党爱国，心所谓危，故而不得不向主子劝善进言。

邀请报老板“入常”，且不以党的机关报为限，连最大的两家民营报也一并吸收，是蒋经国在1979年底的创举和杰作，乃一咄咄怪事。当时我是台北《中国时报》的采访主任，很不以为然，曾傻乎乎地劝余先生回避，他也一度犹豫，但终究身不由己，还是为党“捐了躯”，入了常会。现在，同侪刀箭齐发，挥向他来！

他在电话中说，他的心情很沉重，为了党国利益努力一生，想不到竟受到这样的污蔑，很痛心。但转而告诉我，我们做得没有错，要我在第一线不要受影响，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

我听后颇受感动，即向他说，需不需要我即刻回台帮他分担，向有关方面提交一些说明？他说，暂不需要，他来处理，要我好好工作。

放下电话，我暂且没有声张，继续当天的发稿编报。到了半夜两三点，也即是几个小时后，他亲笔写了一信传真而来，内容如下：

天瑞：这几天，中央日报的“赤色陷阱”刊出后，《大华晚报》更是公开要求“肃奸防谍”，这样的血口喷人，你身当其境必定感慨万千。但就在这关键时刻，我要特别的提醒你们，必须冷静沉着，坚持立场，万不可情绪化，也不可灰心丧志。他们的目的在打倒我们，他们的手段是乘间投隙，挑拨中伤，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就希望不断刺激我们的情绪，从而达到预想的目的。

因此我们要深深记得，对付冷酷的时代只有坚持一贯的主张 : 爱自由，爱民主，爱国家，为国为民，无私无欲，始终不渝地，践行我们的信念，时日之来，必能给海内外国人看透许多阴暗卑劣的用心，和我们清白的操守与坚贞的志向。

投身党国已达半世纪之久，创办《中国时报》，亦达34年，日夜殚心，鞠躬尽瘁，乃逢此横逆，夫复何言！然而中夜醒来，偶一想及人生之困顿挫折，之多之繁，如我所经者，亦属无多。惟其艰困重来，压力横生，我必须有勇气，有定力，才能与邪魔抗衡；必须有骨，有血，万斤压力打不破我的信守决心，才能不愧一生。

天瑞、启成、建新，你们都是时代中的优秀青年，你们都有我的爱，我的信任和期望。希望体念我今日执笔写信时的心情，自己坚强起来，有勇气地踏上人生奋斗的道路。

（余纪忠开办《美洲中时》，本意从来不在扮演国民党的“海外文化队伍”。作者供图）

这是一封至为沉痛的信！信里一开头说的，即刻在我脑海里浮出一个景象。

1977年台湾发生过一场乡土文学论战，党国文化队伍围剿与党国文宣政策走不到一起的文学作家，一开始吹起这个号角的，便是彭歌、余光中分别在《联合报》发表的方块文章：“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以及“狼来了”。

事隔七年，如出一辙，又是两篇方块文章：“赤色陷阱”和“肃奸防谍”，既血口喷人认定《美洲中时》“掉进红色的陷阱”，又极尽追杀能事要求进行整肃，虽出自不知名姓的帮闲文人，但继之以两大报老板在中央常会大力陈辞，莫非要开展另一次的文化大杀戮吗？

1977年的目标是《中国时报》，这次的目标还是《中国时报》。当时是冲着人间副刊，迫使人间大改组；这次明显冲着《美洲中时》而来，指的是奥运新闻，谁知道是否会演变为对《美洲中时》，甚至是对《台北中时》总清算，这是余纪忠心中深沉的忧虑与浩叹。

事情是不是会发展到那一步不知道，但在这个已是极度困顿的时刻，余先生倒是展现了一个报人不屈不挠的心志。他确实表达了对信念的坚持，也确实表现了对《美洲中时》一切的承担，对我、对同仁无一字之指责，反而显露着有如慷慨悲歌、临终托付一般的壮烈情怀。

西哲苏格拉底受死前嘱咐学生说：“今后你们要像以前一样，按照你们所知最善的方式去生活。”余先生在信中交代他的两个儿子与我：“坚强起来，有勇气地踏上人生奋斗的道路。”简约而言，“坚持信念，勇敢前行”，就是他所认为“最善的方式”，也是他一生最有价值、最正确的选择。

这封信也充分剖白了他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每念及此，纵使听到对他再多的批评，纵使对他有万般的不能谅解，我终无法选择与他决裂，并常怀着发自内心的愧疚。

他并没有召我回台，但我给他写了一份参考材料，足足有四千字之多，详细叙述了奥运新闻的背景和处理实例。间隔了一个星期，9月19日，他向常会提了报告，述说了他的办报心情，澄清了一些外界的误传，说明了奥运新闻的处理原则。

这自然是一次有准备的报告，他或许希望蒋经国听完之后，给他一些类似慰勉的话语，以解开心头的郁结。不过，他失望了，蒋经国尽管没有随着曹、王的音乐起舞，却原则性地指示文宣部门今后对于“海外文化队伍”要有所关切，甚至要有所整理。《美洲中时》什么时候成了国民党的“海外文化队伍”？余纪忠的心情更加不平静了。

余先生一生追随国民党，内心不会不愿做国民党的“文化队伍”，为党所用，否则怎么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报人之身去当什么中常委呢？但出钱出力，走南闯北，总还有个更高远的想法，若只被收纳在队伍里，小有定见，便不由分说遭人编派、玷污，那是何等的羞辱，何等的不堪。

蒋经国指示文宣单位“整理海外文化队伍”，虽然是表达对海外文宣的重视，也是泛指党政机构的各种力量，固不能解释为特指《美洲中时》，但听在余的耳朵里，他感觉得到，这位他唯一在意的人对他是有意见的。这个感觉会使他产生情绪，甚至会影响他的判断和决定，也极可能是后来他关报的导火索。

而我也看明白了，台北那个小朝廷里果然没有嵚崎磊落、胸怀恢弘之辈，恐怕报业终究要自陷漩涡而无法自拔。

还没等到有机会和余先生为此交流心情，9月25日晚上10点，余先生突然出现在纽约编辑部。屋漏偏逢连夜雨，社论出事了！

（作者是优传媒文创公司董事长，《美洲中国时报》创办人及总编辑，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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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专栏写作——《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系列之十二。

（转自：三策智库公众号·2019.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