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纪忠先生想办一份好报纸，在未来的世变中以海外为基地，对两岸都有影响，《美洲中国时报》创刊正逢其时。（作者供图）
 

写在前面

以下是我的一段人生故事，讲述我和《美洲中国时报》（以下简称“美洲中时”）之间痛彻心扉的点点滴滴。

1984年11月12日（美国时间11月11日），正当美洲中时办得风生水起、叱咤风云的时候，突然宣告停刊。这个被称为“双十一事件”的消息，唯“震动天下”足以形容。

这是一份在美国办的华文报纸，虽然与台湾相距遥远，在台湾也少有人读过它，但在这一天，台湾与全世界的中国人，特别是美加地区华人，以及美国主流媒体，都同受震撼，同声叹惜。

一代报人余纪忠先生在高度保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并极富政治意味地宣告 : 壮士断腕，关报 ！

究竟怎么回事？为时仅两年两个月零11天，它就走入了历史，为什么？从事发第一天起，这一直是大家心头的疑问。

我自始参与了它的创办，也是“被关报”的总编辑，与它有着血肉相连，汗泪交织的关系。这个问题好像只有我能回答。其实，我仍未必是最有资格的解谜人，也不愿用过于简单的方式轻率答覆；不过，事隔34年，透过回忆录的记实，追述那个时期的真相，好像起码是我应该做的一件事。

话虽如此，若不是朱奔野牧师的经年叮嘱，健壮、鸿仁的一再催促，我恐怕也不会就此结束拖延，停止踌躇。现在，随着序幕的掀开，就请你耐着性子看下去吧，关于这个问题的大哉问，答案大概就在其中了。

 《美洲中国时报》是至今最好的中文报纸，行文这篇系列，既是追述，更是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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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25日，我携家带眷，从匹兹堡抵达纽约，怀着一个重要使命 : 参与筹办《美洲中国时报》。

那时候，我已和中国时报有了11年渊源，从1971年8月毛遂自荐走进台北大理街，到1980年6月仓皇奉命前往美利坚，到此时结束匹兹堡大学硕士班学习生涯。身份从国会记者、党政记者、专栏记者到采访主任、海外版总编辑，再回锅采访主任，最后受命面对新挑战。从小记者到大记者，被提拔为记者头到两次上下台，流放海外到成为中时首例全额资助赴美深造员工，到接下重任开疆拓土创办新报。

有关这段前史，我将另文详述。这里要说的是，美洲中时是怎样的一份报纸？以及，她怎么成了海市蜃楼，无影无踪？

从未见过酷爱办报有如中国人者。大凡在中国人所在之地必有报纸，在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报纸也跟着多，哪管一家比一家简陋穷酸，总有人不改其志。这个现象的华文报纸，美国是大本营。

这些报纸大抵充斥着两种话，一是大话，一是小话。大话大到议论家国大事，个个满腹韬略，仿佛怀抱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鸿鹄之志。小话小到华人之间的是非八卦，即或不是东家长西家短，也往往不脱无病呻吟、鸡零狗碎的残败寒碜格局。

似此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一种叫报纸的东西，标榜着表达理念、传播讯息的作用，既有人办，也有人看。从另一方面说，那时候，中国人似乎天生喜欢文字，没事买份报纸看看，成为不少人的生活习惯。既然有人看，自然就有人办。

但是它零散、不集中、规模小，各自为报，互相抵销，谁都没影响，统统只能叫小报。如果有谁以较大的财力做专业化经营，说不定能一纸风行，成就华文大报气候。
上个世纪70年代，两蒋交替，海外除了有不少早年去到美国俗称“老侨”的移民，也有因留学、经商之故，从台湾移出，在美居留渐成聚落的“新侨”。这些华人的人数逐年增长，直逼百万。后者因教育、经济条件较为优越，质与量凌驾前者明显，已成趋势。

台湾是新侨的侨乡，而从过去历史看，中华民国当然也希望永远是老侨的侨乡。这些新侨老侨人心向背，被认为关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气势和命脉，需要牢牢抓住，这个“战场”不能哪一天又败于中共之手。

蒋经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然而当时只有中央日报每天选编当日内容为航空版航寄海外，不具及时性也无在地性。国民党尚有“少年中国晨报”这类老掉牙的党报，或还有些私下资助的亲国府小报做为外围，但都如船过水无痕，起不到多少作用。

1975年蒋介石死后，蒋经国找了余纪忠、王惕吾两位报老板，从内外大环境说起，说到争取海外人心的重要，希望借助他们两位的财力、人力、物力到美国开办报纸。余、王此时虽还未加封中常委，但早已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与蒋家渊源殊深。蒋经国初掌大位，面授机宜，看似商量，实与上级领导交付任务的命令无异。他们知道马虎不得。

但当天回到报馆余先生与我们说这件事的时候，面露难色，显得很伤脑筋 。他说了一句令我至今记忆深刻的话：“海外的信息和思想比国内开放，用国内的新闻尺度在国外办报，读者不能接受 ; 若顾到海外的尺度，又很难见容于国内。同一尺度，不好 ; 不同尺度，也不好。”

到海外办报，既为争取人心，余纪忠首先想到的便是尺度，说明他办报重视方法和效果，不愿一味为了宣传而不顾报纸的信度和形象。他很清楚，若以国内不论主动被动的设限为之，怕是拿不出去。但又马上想到，一份报纸两种尺度，必会招来质疑。

这是个关键性思考，他一时无解，不敢贸然投入巨资开赴美国战场，于是没有即刻照办。这个关键性思考其实预示了，后来的开了又关，还是绕不过这个难题。

他没有听蒋经国的话，但也没有置之不理，乃踵步中央日报，认认真真办了一份海外版 。虽有聊资因应的意味，仍比中央日报丰富好看得多。这是一份有如“国语日报”大小的小型报纸，以道林纸精编，并特制一些较易为海外接受的文章和内容，按日空运美国，司马文武和我一开始就是主力作者。后来改版为杂志型，我还一度担任过总编辑，大幅提高自制率，不再以中时的既有内容充数，金恒炜、李利国、林清玄都是写手，黄年、金惟纯也曾先后加入，一同见证过这段历程。时报海外版可谓《美洲中国时报》的前身，也是我以海外为概念的办报初体验。

余纪忠等于以“半套”方式回应了蒋，但与蒋家渊源更深的王惕吾（曾为蒋介石的警卫团长）则老老实实以全套相待——直接进军异域，1976年2月12日《北美世界日报》风光发行，是第一个以现代化报业规格呈现的海外华文报纸。

《美洲中国时报》于1982年9月1日才创刊，比北美世界日报足足晚了六年半。

余纪忠先生主持《美洲中国时报》创刊酒会。
（图片取自中国时报40周年特刊）

余纪忠之所以没有马上开报，与他的人生辞典中的一个词语——“不为人先”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词语常在他遇到难决之事时做为指导方针。以“半套”方式将触角伸向美国，便是“不为人先”此一行事哲学的典型之作 : 先看别人怎么做，再来审时度势，谋划如何走下一步。

因此他没有停止思考这件事，事实上，做为长期的竞争者，他也不会安于、甘于看到对手多出了一份报纸，多了一份得意。

当然他也看到，世界日报当时的报面表现彻头彻尾就是一份宣传报，或称机关报，从新闻到言论完全正面表述，被海外许多人讥为“比中央日报还中央日报”。

这是最安全的做法，但在海外人士眼里，显然是得不到尊敬和信赖的，它所能争取的人心是有限的，自然也是受到批评的。这不是余纪忠要办的报纸，世界日报的先行，不但没有阻断他的路，反而给他留了机会。

但他总要想透，怎么解那道难题？

这六年多发生了一连串的大事。继台湾的外交关系持续雪崩后，美国也转而与中共建交，台湾忧患重重。内部则党外运动蠭起，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接踵发生，朝野关系日趋紧张，何去何从充满变数。而大陆已走出文革，正由邓小平带领迈向改革开放之路，一个不一样的情形大有可能形成。

余纪忠先生虽因抗战军兴，从英伦回国投身军旅，但以他中央大学历史系和伦敦政经学院的出身背景，他的文化素养高，政治敏感强，尤具传统知识分子之使命感。他既希望，也预知，变局即将到来，顺应民主的发展势所必行，报纸一定要有角色。然而他也深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不能带来动乱，要以国家利益的观念为导向，要以爱国家为依归。
他渐渐把这些心念化约成了两句话：开明、理性、求进步；自由、民主、爱国家。后来被我们称之为“十四字箴言”。

这十四个字像是通关密码一样，让他在两个都以《中国时报》为名的报纸，却因主要发行对象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呈现方法和角度上，找到了平衡点——不管怎样表现开明、理性，不管怎样追求自由、民主，必以进步为念，更以爱国为目标。借此要求于内，也借此正告于外。一方面不要过于催促他进步前行，另一方面更不必给他扣帽子，质疑他对国家的忠诚。

既然有了振振有辞的说法，余纪忠便决定大举进军新大陆了，尽管晚了六年多，却说不定正逢其时。以我之体会，他想办一份好报纸，在未来的世变中以海外为基地，对台湾、对大陆发生影响，这可能是纯粹立足在台湾的报纸做不到的。所谓出口转内销，乘桴浮于海，庶几近之。

经过这六年多，《中国时报》的体质益趋健全，发行量已稳居台湾第一，财力进一步扎实。在早几年即已首开其端的世代交替、人力换血计划此时更见成效，新时代人才蔚为鼎盛。这些都是向外扩充的重要条件，一切都似为这一天的到来做着准备。至于有人说两年前把我放洋，就是余纪忠为海外办报预走的一步棋，我不知道，也从没问过他。

1980年6月，余老板一声令下将我发配美国，9月入学匹兹堡大学GSPlA（公共暨国际事务学院），不及一年，听闻他已决定在美开报，随即命我准备次年4月底前往纽约参与筹办。于是我咬着牙关加紧修课，及时通过论文考试，再带走三个学分的independent study，日后补上报告，则学分数达标，仍依计划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1982年4月25日，我便在这个情况下，打理好匹兹堡的一切，驾着一辆Oldsmobile皮顶开了花的N手老车，挂着租赁的U-Haul载物拖车，和全家大小包括两个月前甫在匹城新生的小女儿，一行四人，踏上征途。

周天瑞当年在美全家福。（作者供图）
 

简说周天瑞

周天瑞是战后婴儿潮世代最早进入台湾报界的人，也是最早闯出名号的人。上个世纪70年代已是政治报导与评论之翘楚。

在建中时代他即矢志新闻工作，台大历史系毕业后，自荐进入中国时报，深受余纪忠赏识。在余氏“换血”之人才与经营哲学下，他被选为时报世代交替的关键角色。

美洲中时停刋后，他于1987年自美返国与司马文武、南方朔、胡鸿仁、王健壮创办《新新闻》，虽历经潮起潮落，周天瑞始终是影响《新新闻》的关键人物。

周天瑞曾有六年时间行走于其他媒体 ，先后负责环球电视、劲报等媒体之经营，其中尤以主持中央广播电台为着，在央广董事长三年任内完成国家广播电台之历史转型及新时代任务方向之奠定。

他的每个阶段都充满“有所为有所不为”、“合则留，不合则去”、“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故事，是一位普受敬重的媒体前辈。

《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是他新闻生涯的第一部回忆。

（作者周天瑞现任优传媒文创公司董事长，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转自：三策智库公众号·2019.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