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将上升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现实主义代表性人物，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米尔斯海默，在多年前就讲过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他认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依托于3个关注点，欧洲、中东和东亚。

在美国学术界，米尔斯海默素以率直著称，发表过不少惊人的观点。尽管他指出了美国全球战略的三大关注区域，但是，其实美国人还有一个不太讲，或者说被理所应当的假设为后院的区域，即拉美地区。

按照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中国与东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类似于美国与拉美的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并不愿意让中国在东亚的地位，攀升到美国在拉美地区的那种程度。按照米尔斯海默的概念界定，美国在拉美属于真正的霸权,没有挑战者，而在其它地区可能属于主导地位，具有相当强大的优势，但并不是所有事情上都说了算。

米尔斯海默给美国政府的建议是，美国应该采取离岸平衡，而不是直接介入东亚地区。毫无疑问，这种建议并不为美国精英所接受，但却反映出美国超然地位的衰落。

在美国实力超强的时候，美国军方希望能够打赢两场区域性战争。现在，美国似乎不怎么提这个说法，而是转为将60%的部署转移到印太地区，这是从奥巴马时期开始的，距离现在不足10年。美国总体上认为，东北亚区域集中了主要大国，特别是日渐崛起的中国。

美国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根据行为金融理论以及国际关系中的期望理论，处于衰落当中的霸主国，为了规避已经到手的利益损失，在面对某一个区域的崛起国时，更加容易采取先发制人措施，实施遏制计划。

新冠疫情以后，东亚的地位进一步上升，美国将更加担心中国与东亚的关系，更加容易采取一些措施，以彰显美国使用权力的意志。不过，比权力转移理论更加深入的判断是，不同的问题领域，崛起国和主导国之间发生转移的时间并不同，一般而言，顺序是思想观念、贸易、安全以及金融。按照这个顺序衡量，目前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安全，还没有到金融领域。中国在东北亚可以说，出于某种战略进攻态势。

二、内政仍然是美国外交的决定性因素

拜登时期，外交的权重会比特朗普时期多一些，但外交占比无法和内政平起平坐。形象地讲，内政和外交之比，拜登时期可能是3/7开，特朗普几乎就是1/9，而奥巴马时期4/6开。当然，一个正常的国家，在资源和人力配置上，可能外交和内政之比也是1/9，但美国是霸主国，情况不同。

美国著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从年龄上看与米尔斯海默同龄，但他对美国形势的看法更加深入一些。在2014年出版的《外交始于国内》一书中，他建议美国要更加重视内政，而不能像以前那样外交和内政是脱节的。比哈斯年长10岁的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在特朗普上台前也曾下过类似判断，他认为以往的国际秩序之争主要是围绕国家关系，而特朗普上台之后，变成了内部的分歧成为推动这种争论的主要动力。那么，拜登回来之后，是否会回到奥巴马时期呢？初步看，美国已经回不去了。

总的来说，拜登的重心是中产阶级外交，这是一个新概念。传统上，我们基本上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用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说法，美国是“不可或缺的”国家。但是，如今时代不同了，美国面临的是一个多极格局，权力分散的时代。同时，中产阶级外交这个概念也有历史渊源，美国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开创者摩根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曾严厉批判这个说法。在摩根索看来，从一战到二战，坚持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为以中产为核心的外交具有绥靖倾向，没有阻挡法西斯崛起。

因此，当拜登团队重新启用这个概念，我想不能说是忘记历史了，而是不得不如此。拜登将更加重视对外关系对美国国内的分配型效应，以及对美国国内政治是否会有重大的负面影响。在全球化的影响下，美国的国内分裂严重，如果不能弥合国内的分歧，那么拜登的施政就会大打折扣。事实上，在1月20日的就职演说中，“团结”是一个高频词。

20世纪60年代初出生的布林肯被拜登任命为国务卿，在布林肯看来，拜登政府的核心概念有三个：领导、合作和民主。但是，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的冲击非常大，目前死亡病例接近45万，已经超过了二战，因而需要准确评估美国施政的动员能力和国内支持力度。未来，我们仍要深入分析，拜登能否团结民众，弥合分歧，这将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东亚事务上，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拜登政府启动了更加专业的人士。引人注目的是40岁出头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和60岁出头的“印太协调员”坎贝尔。2019年9/10月号的《外交事务》上，沙利文和坎贝尔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其中指出，“中国代表着一个更具挑战性的竞争对手。20世纪，包括苏联在内，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对手达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中国在2014年通过了这一门槛；以购买力计算，其经济总量甚至比美国高出25%。中国是多个经济领域新兴的全球领导者，其经济比苏联更加多样化、灵活和成熟。”总的来说，拜登外交团队对东亚地区的人脉关系比较熟悉，因而外交接触有一定的优势，而特朗普由于欠缺人脉，因而没有侧重于外交手段。

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注意，沙利文也多次讲，美国国务院的主导者传统上是中东事务专家，而不是东亚问题专家，因此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也需要重新整合国务院架构，特别是调动更加广泛的东亚问题专家，但总的来说，以我们有限的了解，美国的东亚问题专家缺乏整体性的架构能力。

三、未来2年拜登政府难以担任东北亚经济整合趋势的领导者

2020年11月中旬，全球都在关注亚太地区的一件大事，即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等15国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个全球最大自贸协定的签署，意味着美国将再度缺席东北亚一体化进程。

事实上，除了冷战结束初期克林顿政府较为重视亚太经合组织之外，美国一直不太希望东亚经济合作进展太快。例如，美国在海外有6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但在西太平洋地区不足8000亿美元。事实上，在缺乏美国领导和介入的情况下，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还是不错的。东亚各国也都希望既有框架继续下去，保持稳定，以便有更大的精力发展经济。

在地区合作层面来说，亚洲地区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一个最明显的标志是，在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之际，从无到有搞了RCEP。美国特朗普时期签署了一个《美墨加协定》，但基本上有一个1994年签署的北美自贸区作为蓝本改进。

此外，特朗普上任之初，即废弃了奥巴马好不容易搞起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让日本牵头做了“全面且先进的TPP”(CPTTP)，这表明美国整体上对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议非常大，短期内拜登政府不会去触碰这个政治上容易丢分的问题。

中方宣布准备加入CPTTP，那么就给拜登出了难题，美国到底准不准备加入？从内政和外交来看，至少2年内可能不属于拜登的优先课题。至少，在区域贸易领域，美欧的双边投资贸易协定谈判的优先性都要领先于亚太地区，而且欧洲也有很强的迫切性，改变美国特朗普政府的税收政策，因为特朗普政府所谓的制造业回流和投资回流，主要是欧洲资本回到美国。拜登政府也准备对富人征税，可以预期美国跨国公司的投资将会回流到欧洲。

自2017年底以来，美欧日三方协商推动“3零方案”，即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个可能是拜登对外经济政策的重点方向之一。拜登政府在这方面虽然谈的不多，但他多次谈到要动员盟友，一起来压制中国，让中国遵守他们的规则。这一点也是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最大的不同。

但是，反过来说，拜登的这个联手打压目标也不容易达成。一是，亚洲地区的产业链，已经形成了中国占据中间品贸易的中心位置，而美国属于最终品消费的最大市场。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中等收入群体的壮大，未来10年，中国将显著超过美国，成为毫无争议的全球最大市场，而美国在争夺中间品上并无优势。

二是，新冠疫情背景下，近距离贸易要比远距离贸易更加安全，因此，周边各国也会综合考虑成本和收益，这个逻辑是2020年以来的新逻辑，显然中国公司以及东亚公司应用这个逻辑，要比美国具有优势地位。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数超过了2000万人，而东亚地区控制得不错。

在这种压力下，美国的对外经济战略，至少在贸易层面势必要修改特朗普的做法，一方面缓解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同时更加依赖于国内市场，因而美国对外经济干预的力度将有所下降。

作者：钟飞腾，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