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月,正因为公民权法案修正案(CAA)争议焦头烂额的印度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被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给予了额外的压力:在国民志愿服务团和政府代表举行的一系列会议中,国民志愿服务团要求政府更进一步着重于教育和经济。在教育方面,国民志愿服务团要求印人党更加关注高校中的“震荡”和“国家问题的阐述”,言下之意,是要印度中央政府设法进一步推动去年五月出台的新教育政策草案被正式落实。
2019年,印度的人力资源发展部起草并公布了新的教育政策草案(The draft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19 ,简称DNEP)。这项484页的草案甫一向社会公布便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政策除了进一步强化“印度传统语言和文化”教育之外,只字不提印度宪法中作为基本价值观的世俗主义,反而开始大谈特谈诸如塞瓦(sewa,锡克教奉献精神)、不杀生(ahimsa)、真善(satya)、洁净(Swachhta)、不执着于结果的行为(nishkam karma)等“传统价值观”的重要性;违背印度宪法不得提供宗教教育的准则,将虔诚诗、宗教文学纳入到教科书中去。新教育政策中还有这样的句子:“(传统文化)之所以必须纳入学校课程,不仅是出于历史准确性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印度传统方法通常更具整体性。能够带来更深入的了解;同样地,还能够加强地理位置、民族自豪感、灵性和自尊心之间的相关性。“
新教育政策一出台就得到了国民志愿团的教育分支机构婆罗多教育部(BSM)的大力支持。国民志愿服务团的主席莫汉·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 )在对新教育政策表态时直言不讳地声称,“经济学或化学之类学科不是真正的教育,价值观才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应具有印度价值观,否则就毫无意义。”
对于国民志愿团而言,渗透、改变印度的公共教育政策和整个社会的教育系统,是这个组织从1925年时甫一成立就竭力追求的目标。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国民志愿服务团设立的婆罗多教育政策智囊团(Bharatiya Shiksha Niti Ayog,BSNA)便一直在向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正或印度化”国家的教育系统。莫迪执政期间,印度教右翼势力的诸多“目标”被成功实现,包括宪法370条(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废除,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却并不满意在教育方面取得的进展,其迫切地希望能够在莫迪的第二个任期内“在当代世界里建立婆罗多的教育系统”,将“左翼和西方的毒素清除出去”,树立民族自豪感,为新教育政策的落实“铺平道路”。
为何这种渴望如此迫切?除了希望控制舆论阵地和话语权之外,包括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内,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右翼意识形态的同盟家族(Sangh Parivar)的政治组织和派别都有一个相同的目的:用自身的历史观来影响、塑造乃至重写印度的国家意识和国族认同。而教育,则是达成这一目的的最重要的手段。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即印度教特性,Hindutva)诞生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年代。和当时追求印度自主的其他政治派别相比,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一个清晰、直接的政治目标: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之国(Hindu Rashtra)。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要么是被误导的、应当重回印度教怀抱的,要么就是外来者(入侵者)的产物,应当被排除和舍弃。
他们深谙乔治奥威尔的名言:谁控制了当下,就控制了历史;谁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当下。
“婆罗多”和“罗摩之治”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即印度教特性,Hindutva)诞生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年代。和当时追求印度自主的其他政治派别相比,印度教民族主义有着一个清晰、直接的政治目标:将印度建设成为一个印度教之国(Hindu Rashtra)。所有其他的宗教信仰,要么是被误导的、应当重回印度教怀抱的,要么就是外来者(入侵者)的产物,应当被排除和舍弃。

这种理念的合法性构建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个印度教之国并不是虚构产物,而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因此,准确地说,并非是“创建”一个印度教之国,而是“重建”原来的印度教之国。
正是因为如此,“婆罗多”这个对印度次大陆的古称,被大量地用于印度教右翼政治势力的话语体系和政治名词之中,用以取代“印度”一词。这一传统并非国民志愿团首开先河或独有,在独立运动期间,印度的民族主义者们用婆罗多来指代整个南亚次大陆,以“大婆罗多”(Akhand Bharat)来表达其对“南亚联邦”的理想。然而,对于国民志愿团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势力而言,“婆罗多”这个词是被神圣化的。它代表着圣地,这片圣地上存在着一个纯粹的印度教社会,生活着印度教民族(而非印度民族),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这也是新教育政策中所谓“地理位置、民族自豪感、灵性和自尊心之间的相关性”的理念源头。用“婆罗多”来指代印度,也表达出了印度教右翼试图摒弃外来观念对印度的定义、按照自身理念重建净土的强烈愿望。
明晰“婆罗多”或“印度教之国”的概念,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外来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在印度教特性历史观之中,印度的屈辱史并不仅仅只是局限于英国殖民时期,而是“1000多年的外国统治”,也就是说,从8世纪穆斯林开始从西北侵入印度次大陆,在信德和旁遮普地区建立“异族政权”之后,“古老的婆罗多”的纯洁和荣耀就已经支离破碎。莫卧儿帝国对次大陆的统治,则是对印度的进一步的伤害;英国人正是利用了印度社会中不同社群之间(特别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才得以长期维系了殖民统治。在印人党把持修订的历史书和教科书中,印度历史的多元文化创造出来的辉煌,被漫长的伤害史、屈辱史取代;族群之间共存的长期历史,被特定的冲突事件掩盖(如马茂德焚烧印度教寺庙、莫卧儿王朝对印度教徒征收重税、海得拉巴王公企图在独立时脱离印度等)。与此同时,印度教民族主义又将叙事重心放在了对反抗莫卧儿帝国统治的马拉塔军事领袖希瓦吉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塑造之上,将其包装为“婆罗多”和印度教传统的捍卫者和“爱国者”。这种鼓吹雄性气概、尚武精神的企图,是为了和传统的印度教社会“柔弱”“松散”的印象做切割,但同时也是旨在唤起人们心中的“复仇意识”。印度教右翼的历史叙事一遍遍地重复外来的宗教、政治、语言和文化都是入侵产物,不应当被包容和接受,要么“重新皈依”印度教传统,要么就被排除出社会。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现代化大众媒体的在印度的蓬勃发展,为印度教右翼将其历史叙事转化为大众叙事,提供了便捷手段:在国民志愿团创建之初,吉谭出版社(Gita Press)出版的大量印地语书籍和杂志,为不懂梵语的大众提供了通往传统价值观和“真实历史”的途径,助推了印度教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上个世纪的广播节目、电影和电视剧,均被利用以宣传和讲述被想象出来的印度教之国的历史;新世纪之后,网络媒体、社交软件的勃兴,更是为国民志愿团和其他印度教右翼宣扬其历史观提供了最好的平台,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对国族认同的话语建构之中去,这形成了两个并行不悖而又危险的趋势——虚构历史在圈子内的迅速传播形成了叙事的自动的再生产,与此同时,对右翼历史观的反对意见则更容易遭到群起而攻之和集体排挤,进一步被边缘化,对历史多样化的认知迅速在“多数政治”的环境中被削弱和消解。
印度教右翼的单一历史观罔顾了印度文明和文化传统本身就是一次次的不同文明持续融合产物的事实,也导致其历史叙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如今的印度文明是雅利安人在公元前2000年-1000年左右进入印度取代原生的印度河文明、并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而诞生的产物。对于印度教右翼史观来说,承认雅利安人也和穆斯林、殖民者一样是“外来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为此,他们必须证明印度河文明与印度教文明乃是同一根源,证明印度教文明体系在次大陆上的古老性和合法性。1998年,印度人民党成为执政党后,曾经在缺少学术支持和存在大量争议的情况下将“哈拉帕文明中的马匹图案”加入到新编纂的历史教科书中,以维护“雅利安人是次大陆原住民”的观点。2000年,这一图案被揭穿系伪造,导致“虚构之马”成为了印度历史上最大的教育和学术丑闻之一。
然而,即便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丑闻,国民志愿团也好、其他印度教右翼势力也罢,依然在不屈不挠地企图重写历史。因为试图否决外来文化的正面影响,在他们的语境中,印度教文明成了一个“天启(Shruti)“式的文明,它从一开始就是完美而正确的,因此人们唯一必须做的,就是拨乱反正,使得历史”重回轨道“。
既然需要“重建”这样一个国度,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模板以供参考。印度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的匮乏,为实现历史重写提供了方便,也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想象空间。在印度教社会的文化传统中,无论是真实的历史记载,还是口口相传的神话,只要是被认为是“过去发生的事”,统统可以称之为往世书(Purana)。往世书并非单纯的故事,而是一系列的宗教启迪、道德训诫和社会规范,在受着传统浸淫的印度社会,即便是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知识分子或无神论者也不能将其一口否定,因为这等同于否定了神话本身所具有的寓言和道德意义,也就是否定了社群传递的传统价值。因此,印度教右翼可以极为方便地将文化遗产和真实历史彻底混淆起来,并将其标榜为不可动摇、不能质疑的“真实”。因此,印度教右翼也并不需要求助于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国家,例如阿育王的孔雀王朝、笈多王朝、戒日王帝国或南印的波腊伐、朱罗等诸王朝;他们的乌托邦,有时候是“印度教特性”的奠基人沙韦卡尔口中难以捉摸的“吠陀黄金时代“,有时候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 “罗摩之治”,也就是传说中的圣君罗摩统治下的道德完美无瑕、社会繁荣昌盛的印度。
阿约提亚罗摩诞生地神庙争议,因此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神话政治(Mythopolitics)事件。印度教右翼坚称,穆斯林毁灭了曾在阿约提亚存在过的罗摩诞生地神庙,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因此印度教也完全有资格摧毁清真寺并要求穆斯林归还圣地。1992年,印度教右翼极端分子摧毁了巴布里清真寺,此后直到今日,庙寺之争旷日持久的归属权争议官司还在进行。这场争议涉及复杂的宗教、政治和法律议题,但其根本却体现的是两种历史观念的对决,现实的历史对虚构的历史:在现实的历史中,现有的考古和历史证据无法证明罗摩是否存在,无法确认罗摩之治是否存在,甚至也无法证实罗摩诞生地是否真的曾经是历史上的印度教圣地;但在虚拟的历史中,“曾经被穆斯林毁灭“的罗摩诞生地神庙拥有合法地位,将成为“印度教之国”和黄金时代被外来者毁灭的最好的“证据”,也为依照“罗摩之治”模板来重建“印度教之国”的重建提供了最好的凭证。正因为如此,右翼势力也才会公然断言,一旦罗摩诞生地判决获得胜利,将会是印度世俗主义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
不管是一边仇视和排斥“外来者“、一边竭力试图抹杀自身文明的外来起源也好,依靠神话来替代历史塑造理想国度也好,都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印度教民族主义想象中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去甚远,是被重写乃至编造出来的历史。然而,这被人为编造出来的历史,是印度教右翼政治势力塑造其国族认同的基础,其文化价值观的核心,也是其政权合法性、存在合理性的来源之一。
“一切进步都是为了朝美好的过去前进“
八十年代之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其主流思想和政党将推动经济增长与传统价值成功捏合到了一起。对于国民志愿团和其前台印人党而言,“发展”(vikas)和“吠陀“(vedas)就是其存在的合法性两大基础,前者用来吸引中高层和城市工商业阶级,后者用来表达对传统价值观的捍卫。繁荣进步和传统保守,看似毫不相干,但在印度教右翼价值观里却没有任何矛盾之处。正因为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古老黄金国度的复兴,那么推动经济增长自然也是必经之途、必要的手段;如果经济发展出现挫折,则便自然地转为强调宗教和民族主义。这套两球不落的把戏,一直是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在选举和施政中争取民众支持的法宝。然而,不管再怎么标榜自身的“进步”,“一切进步都是为了朝美好的过去前进”这点始终不变,印人党和国民志愿团也正是按照这个理念对包括教育系统在内的整个印度社会进行潜移默化改造的。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历史观基础并不是对真正历史事件的认知,而是对“历史应当怎么样”的判断;这种规范性的判定实际上是对臆想出来的理想国的规则的理解。然而,印度教实际上是多种流派多种思想的混杂,组织极为松散,无论习俗还是理念,在不同地域和阶层之间有着巨大差异,数量庞大的宗教文献从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后十五世纪一直在被不断添加和编纂,从未曾有过大集结进行过筛别,也从未出现过宗教领袖或政治首脑的“钦定”版本,各种记载多有含糊、矛盾乃至前后颠倒的部分,任何人都可以从其中拣选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依据——但这也为对历史和传统的重写提供了进一步的便利。
印度教右翼非常巧妙的利用了这一点。尽管在印度教右翼、特别是在国民志愿团的意识形态中,理想的印度教之国只有一套高度同质性的、静止的、单一的、清晰的 “普世正法(印度教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来统合原本高度多元化的不同地区、语言、文化的印度教社群),但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根据政治境况和社会需求去“讲述“历史,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找“记载”,引经据典以贴合“进步”的、“现代”的思想,去吸引更多的信众。在他们的历史叙事中,种姓制度在印度历史上只是平等的职业分工,而不是非人道的社会阶序;妇女一贯得到尊重(不像穆斯林女性那样受到歧视和压迫);早在吠陀时代就已经有了符合现代科学定义的种种伟大创举和发现,例如莫迪本人曾经提过的”象头神头颅移植手术“。每一种论述都有足够的“历史依据”和某本奥义书、往世书中寻找到的“文献依据”,依靠这种“真凭实据”的叙事,印度教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无比包容、开明、完美的黄金时代。
因此,如果人们想要达到任何的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如种姓平权、妇女平权和科学昌盛等,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开拓未来,而是通过彻底摆脱“千年外族统治”的阴影(包括穆斯林入侵和殖民统治),回归到这个完美的过去。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回归美好过去”的思维模式并非单单只存在于当今的印度教右翼势力之中。甘地本人就一直将田园牧歌般的前殖民时代印度乡村视为理想社会,尼赫鲁也在印度文明的辉煌传统中汲取力量并树立了他对印度的大国理想。而在印度亟需树立自身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的当下,对古老丰厚传统文化的尊崇,更是成为了无论左右必须都同样烙守的“政治正确”,即便是反对印度教右翼的政治派别和社会群体,也不敢挑战“印度有着古老荣耀过去”这一叙事,甚至会如同国大党在那样,不惜丢弃世俗主义的原则也要急着将自己也打扮成光荣历史传统的捍卫者。这也酿成了一个可笑的结果:双方都在“历史”里寻找合法性,那就只能产生一种手段与结果的乖离: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反而让被重构和创造出来的“历史”的崇高和合法性加强了。同样是由于这样的矛盾,才导致如今印度政界、学界的论战里,中左翼在试图反击印度教右翼话语权时显得分外无力,因为这是在用敌人的武器攻击敌人。能够如同印度宪法之父安倍德卡那样挑战、质疑和否定整个印度教社会和其历史的人物,在当今印度已经日益势单力薄,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压。
在理解了这些的前提之下,回头重新审视国民志愿团不断催促落地的新教育政策,或许会让人感到不寒而栗:新教育政策开篇明言,教育应当被视为``促进国家发展''的手段。然而,对于印度教右翼来说,或许应该将其解读为教育是“促进国家回归美好过去”的手段才对。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因为历史如此重要,历史应当如何被讲述,对于印度教右翼势力而言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相关的工作,自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萌发、国民志愿团成立以来便一直在持续推进。他们一直坚称自己并非政治或宗教组织,而是一个文化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但这与其说是一种身份掩饰,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认同,因为他们所追求的历史复兴并非单纯只是政治议程,而是文化、教育等长期的社会动员。国民志愿团内部有一套系统,足以完成历史叙事传播和意识形态的自我反馈和加强,这套系统包括了沙卡集会(Shakhas), 印度最大的私人教育网络Vidya Bharati(其名下拥有上万座学校,鼓吹“印度化、民族化和灵性化”教育)和印度最大的草根教育运动Ekal Schools。
然而,为了将“唯一正确”的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写入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之中,国民志愿团和印度教右翼最为关注的依然是对公共教育系统的渗透和改造。他们希望将诸如罗米拉塔帕(Romila Thapar)这样的“西方的”“左翼的”历史学家的观念从公众教育和印度的教科书中彻底移除,学生在学校中所学习到的印度历史应该是他们所重写的历史的公共版本,其核心主题只有两个:对伟大美好过去的歌颂(以此建立起对完美印度教之国的想象),以及对外来者的妖魔化(以此激发反对西方和异教异族的“爱国心”)。自从1998年印度人民党第一次成为印度执政党以来,国民志愿团便开始不断地借助对其前台政党印人党施加压力来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印人党成为执政党的同一年,全国教程框架(National Curriculum Framework,NCF)即告建立,曾经在1998年-2004年担任印度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主管印度教育事业的穆里·马诺哈尔·乔希(Murli Manohar Joshi)在任期间,曾经大量修改印度的课程和教科书,在社会科学与历史学的书本中添加了大量鼓吹印度教“传统”的内容,这种行为被批判为对历史的“藏红花化(印度教象征颜色)”,乔希本人辩解这种修改不是“藏红花化”,而仅仅是对历史扭曲的纠正。讽刺的是,十年之后,2015年国民志愿团负责人(Sarsangh chalak)表示,印度的历史应该被“藏红花化”,而乔希本人则鼓吹说“藏红花化”印度历史的呼吁是必要的,有关部长应该为“藏红花化”的历史感到自豪。为此,整套教育系统都必须被改变,以符合其传递“历史准确性”的需求。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印度公共教育和研究的许多重要机构(包括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等)的首脑,都被替换为了支持或同情印度教右翼意识形态的人,与此同时,印度教右翼也不断地对学界、知识分子和高校发起进攻,试图借助国家机器减少资助或直接管控的方式,加强对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言论和思想控制,同时也通过群体暴力、言论围剿等方式,挤压独立研究和持异议者的生存空间。以推行历史和教育的“婆罗多”化。
在这一过程中,印度教右翼也没有忘记要改写和掩盖自身的历史。1998年后,国民志愿团成员在甘地刺杀中扮演的凶手角色被在教科书中抹去。就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一月份,泰米尔纳德邦政府迫于国民志愿团的压力,在其中学的社会教科书中删去了国民志愿团的发家史。
这些“修正”历史的尝试和企图,有时产生的结果过于荒谬,令人难以想象发生在21世纪:2014年,国民志愿团宣传口的主导人物巴特拉(Dinanath Batra)向古吉拉特的数千所中小学校提供了教科书,书中声称汽车是在印度发明的,器官移植和再生的灵感来自于印度古代史诗;印度历史研究委员会的首脑拉奥(Professor Y. Sudershan Rao),则公然声称印度人在5000年前就已经乘坐飞机和进行干细胞研究,甚至声言说仅仅凭借印度史诗足以理解古代世界,而无需历史文献或考古证据。这样在外人眼中颇为可笑的反智言论,如今层出不穷。
但印度的中左翼却无法对此觉得好笑。无论发生怎样的争议事件,但印度的公众历史教育已经日益转化为适合宗教民族主义政治议程的“虚构作品”。历史本身的复杂的深层敏感性被移除,沦为政治诉求的编译工具。
既然“历史”成为了被编织出来的理想国,“未来”的方向则是朝着“历史”前景,那又应当如何正视印度的当下呢?答案尚未可知——对于印度来说,再去“历史”中寻找回答,恐怕只能又一次落入“朝着美好过去前进”这套逻辑怪圈。
作者:杨怡爽,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副教授,专业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向和制度经济学方向,博士期间开始进行南亚研究,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南亚地区经济与政治。本文转载自“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公众号2020年10月20日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