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印度人民院外交委员会(Committeeon ExternalAffairs,the16thLok Sabha)在参与危机处理的外交部、国防部高级官员证词基础上,发布了一份中印关系报告,披露了大量印方在洞朗危机期间的决策考量和对中方谈判信号的认识等情况,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更多一手资料。新材料的出现,使得本文可以更准确地分析在危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双方在危机谈判时合理可以掌握的信息情况,以还原危机谈判时中印双方的决策心理环境与现实操作环境,从而判断中印在危机发生和结束时刻认知的性质,并据此探究错误认知与中印洞朗危机谈判。
作为信号传递的初始部分,发起危机这一信号传递的信息最容易且最可能被对手接收,即发起危机这个动作产生了危机中的第一个认知与相互认知。发起危机这个动作传递的是发起方明确的实力和意图信号,接收方对此的认知是发起方对其的敌意高,且对自身相对实力有信心。在危机起始阶段,印度发起对峙危机这个动作,表明印度认知到中国修路行为带来的威胁大,并且认为自己有能力让中国让步。本文以此作为衡量认知与错误认知的参考起点,来判断中印在危机发生阶段认知的性质及其与危机谈判结果之间的关系。
（一)无意识错误认知与危机发生
前文确定了相对实力和威胁认知两个指标。首先来考察印度挑起危机时关于双方实力对比的认知。从相对实力来看,印军在西里古里走廊及其附近区域长期屯有重兵,能够快速动员的兵力很强,驻扎在该区域附近的主要是印度陆军第33军,包括驻守甘托克(Gangtok)的第17师、驻守卡林朋(Kalimpong)的第27师和驻守比纳古里(Binnaguri)的第20山地步兵师,这些都是印度陆军的精锐,是警备西里古里区域的主要力量,有能力随时应付突发状况。该地区还毗邻印方东部战区的驻守区域,包括第3军和第5军,如此强大的兵力配备,完全有能力随时应付一场局部战争。可以说,虽然外界普遍认为西里古里走廊是印度战略界人士眼中的“鸡脖子”(ChickenNeck)地区,是最易遭受攻击的地区,但也正因为如此,它已经被印军打造成防守最严密的地区之一。印方选择在洞朗挑起对峙,不是因为印军在该区域的脆弱战略态势,反而是因为印军在此区域拥有明确的实力对比优势,发起对峙后可以取得相对有利的局面,而且洞朗地势有利于印度增兵。中国在该区域的国防建设相对滞后,在该区域附近的人员和配备严重不利于长期坚守对峙,而且只有一条海拔差超过1400米的增兵道路。从既有信息来看,印方在洞朗危机发生阶段对于中印在该区域的相对实力的认知是基本正确的,这也是中方虽然综合实力占优但仍在洞朗危机发生时刻面临被动局面的主要原因。
再来看印度对中方威胁的认知。与实力对比的明朗态势不同,从当时印方能够合理获取的信息来看,印度对所谓“中国威胁”的认知是存在偏差的。首先,中方的边境修路地点临近印方所主张的中、印、不三方交界,中方已经通过沟通渠道事先通报了印度,印方并没有对中方修路计划反馈不同意见
其次,中印边界锡金段是划定了边界的,双方都有权在边界线己方一侧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中方通报修路计划,表明中方主观上认为自己并没有威胁印度的意图。对于以上两点,印方最初的态度是否认,所幸的是后来中方发布的官方文件,以及印度人民院的报告证实了当时印度政府和领导人实际上是掌握以上两点信息的:(1)根据2017年8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应,中方在《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中提出,并且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再次确认,中方于2017年5月18日和6月8日先后两次通过边防会晤机制,向印方通报了中方的修路计划。中国的回应给出了明确的通报时间,这是不容否认的。(2)根据印度人民院的报告,不丹政府给出回应的日期分别是6月20日和6月29日,而印度挑起对峙的日期是在此之前的。也就是说,从接收中国的修路计划之后,到印方非法越界干预这个挑衅动作发生,印度政府跳过了外交渠道表达关切、提出抗议和发表正式声明等环节,包括授意不丹方面发表声明等外交动作都是对峙危机发生后再补做的。因此,印度政府和领导人当时是具备这些合理信息的,可以判断出中方修路行为主观上并不构成对印度的重大威胁。
以上分析表明,在挑起洞朗对峙危机时,印度对相对实力的认知是正确的,而对中方行为的威胁认知是存在偏差的,综合判断印度在危机发生阶段存在错误认知。这是在评估印度领导人在发起危机时刻所合理拥有的信息后得出的结论,那么该如何判断印度这种错误认知的类型呢? 本文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错误认知,特别是对于印度感知到的所谓“中国威胁”,这与印度长期强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有关。在“中国威胁论”的思维定式下,印度政府和领导人倾向于从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中方的行为,印度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南亚区域主导地位所面临的中国挑战。
即便中方修路是防御行为,在印度看来也是加强了中方相对于印度的优势地位,如果印度不作出反制,那么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国形象将进一步受损。印度外交部在6月30日正式回应洞朗问题的声明,首先是强调印度与不丹的特殊关系,同时也强调自身安全受到影响。印方在己方声明发布的前一天,还迫使不丹外交部发布了一个抗议中方修路的声明。如果从地区视角去看待印方的声明的话,印方强调印、不的特殊关系,背后是近年来中、印在南亚影响力此消彼长,印度并不甘心失去在南亚的传统主导地位,这可以认为是印方对华错误认知的来源。
从中方的认知来看,也存在无意识错误认知,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单边默契思维。这种单边默契思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报印方后未获得反馈,即认为印方未表示明确反对,那么就是默许,这也是中方认为的双方此前互动常态之一;二是中方认为中印存在一种共识,即在各自控制区内加强边防建设,但印度发起洞朗对峙危机打破了这种单方面共识。中方在该地区的国防建设本就滞后,修路行为无可非议,而印度不仅在多卡拉山口及其附近修建了道路,甚至还修建了包括碉堡等在内的大量军事基础设施。中方产生这种无意识错误认知的原因在于对印度的防御现实主义思维,在中国战略视野中,虽然印度因为边界问题屡屡给自己制造麻烦,但尚不构成严重威胁。印度在中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印度也经常抱怨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经常忽视(downplay)印度。中方更愿意从防御性的目标理解自己和印方的行为,当然也有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即中国的战略重点是在东线应对美国施加的战略压力,在西线秉持防御思维是合理的。综合来看,印方更多地从进攻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中方行为,而中方更多地是从防御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印度,这种彼此战略定位的错配也是催生双方对彼此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错误认知的部分原因。
（二）危机谈判过程中的认知演变
上文的分析显示,印方发起对峙危机利用的是相对实力优势,认为中方在洞朗防守薄弱,同时在总体战略上面临美国的牵制,短期内不可能在西线投入太多战略资源。但是危机的进展表明,中方对自身的快速反应和部署能力信心充足,面对印度的挑衅选择了强硬应对策略。根据权威媒体的报道,6月底中方西藏军区某旅进行了实弹演练;进入7月,中方西部战区西宁联勤保障基地进行大规模军队后勤保障演习,动用数百辆军用运输车辆,涉及上万吨战备物资。报道强调,中方可以通过从拉萨延伸到锡金的公路和铁路网络,向边境地区快速动员,动员至对峙区域附近只需要六七个小时。这个实力信号也十分清楚地传达到了印度国内,《今日印度》直接刊发题为“现在中国向西藏运送军事装备,印度会害怕吗?”的报道,强调这是中方对印度的力量展示。在洞朗对峙不断延长的同时,中方进一步发出了明确的强硬信号。7月25日,印度媒体报道有数十名解放军官兵越过中印边界实控线进入印度北阿坎德邦。
这波实力展示给印度带来巨大压力,7月底,印度主动减少了在边界线中方一侧滞留的印方人员和设备数量。这可以作为印度接收和认知到中方实力信号的标志。印方举动得到了中方一定程度的认可,作为回应,中国领导人接见了来京参加会议的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表明中国开始接收印方希望缓和危机的信号。
双方高层级外交接触得以恢复,标志着危机度过阶段性的顶峰,但是如何缓和危机,即缓和危机的条件仍需要经过危机谈判加以确定。印方认可中方的绝对实力,但并没有彻底动摇在实力对比上的信心。前文也已经指出,印度机会主义策略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判断中国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当时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施加的巨大外交压力,还有即将于当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峰会,中国也需要印度的支持以展现金砖国家之间的团结。印度内部被关于洞朗对峙不会导致中印爆发战争风险的情绪所主导。
印度情报部门也认为有理由确定中国不会冒险开战“小规模军事行动”也不会出现。印度领导人认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即将召开的金砖峰会,可能会给印度带来相对优势,印度仍有可能迫使中国让步。印度的传统危机谈判策略突出强硬和耐心,中国在洞朗危机中的应对策略也是以耐心应对耐心,力图以消耗策略降低印度政府冒险行动的期望收益。
其次,来看威胁认知的情况。合理的信息显示,中方在危机发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中,对于印方挑衅行为有着强烈的威胁认知。对于中方来说,此次对峙所涉及的锡金段边界线,是中印之间唯一已经划定的边界,是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确定,并经后来的中印两国政府书面确认的,双方对该段边界走向无争议。边界一经《条约》确定,即受国际法特别保护,因此这与此前双方在尚未正式划定的东、中、西段边界之间的冲突是完全不同的。根据本文确定的危机中威胁认知的操作化标准,如果说在有争议地区对峙代表的是特定对抗程度,那么在无争议地区挑起对峙,意味着提高对抗程度。危机发生后,印度外交部的几次对外回应也承认了事发地点是中、不领土范围,因此即使有任何不同意见,也是中国和不丹两国之间的事务,印度根本就不是事件的当事方。
印度即使想涉入事件,也有很多方式,例如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关切等,直接武力介入是最具挑衅意味的。根据前文关于敌意程度的判断标准,考虑到印方的行为违反了双方认可的历史协议和有关国际规范,作为第三方公然介入中方与他方的边界事务,中方从印度行为中感知到的敌意是非常强烈的,中方甚至判断印度的根本目标是要与中国进行全方位对抗。
整个危机延续达70多天,敌对时间之长也进一步加深了中方对印度敌意的认知。
在危机谈判过程中,印方从中国官方和有关媒体的应对和措辞上,接收并认知到中方判定印方行为是严重挑衅的信号。2017年8月4日,中国6个权威机构,包括《解放军报》、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以及《人民日报》等,在24小时内先后就印方越界事件发声,披露洞朗事件印方非法越界的性质。中方还向其他国家使领馆和外交人员举办有关洞朗对峙问题的吹风会,从事实和法理上宣讲洞朗对峙事件的性质,凸显印度在洞朗对峙中的国际法和道义劣势,争取了国内国际支持,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印度在洞朗对峙期间并没有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包括印度寄予厚望的美国政府都没有明确支持印度。从中方在事件中使用的严厉措辞也可以看出中方对印度挑衅的定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涉印表态甚至用了“仁至义尽”的措辞,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印度记者的有关提问时,曾警告印度汲取历史教训,除了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度的惨败,更多的是指1967年在洞朗地区发生的一次鲜为人知的歼灭战,并再次提醒印方“不要心存侥幸,不要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这些措辞在中国外交中是很少使用的严厉词汇。中方对印度敌意信号的认知和作出的回应也被印度方面接收并认知,印度媒体总结中国策略为三大战线:媒体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在接受印度议会人民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时,时任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S.Jaishankar)也明确表示:“这是迄今为止我们与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对峙,中国方面使用了非常尖锐的政治言辞。”对峙双方在整个危机管理过程中有对彼此实力信号的接收、确认与再确认,而对彼此的威胁认知则是不断加深,这种认知的来源不仅包括事件带来的历史记忆和事件本身的性质,还包括相互使用的言辞以及对峙长时间持续带来的敌意等
（三）有意识错误认知与危机缓和
随着对峙进入8月,中方立场并没有任何松动,仍坚持要求印方先撤兵,危机进入消耗阶段,此时中方在绝对实力方面的优势得以凸显。本文发现,在危机缓和的时刻中印双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已逐渐清晰并形成交集。对于印度来说,如果危机延宕至9月,金砖机制势必受到冲击,那么印度是否愿意失去这样一个展现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的重要平台呢? 人民院报告给出了答案,苏杰生透露当时印度政府也迫切希望在2017年9月的厦门金砖峰会之前结束危机,“印度和中国在金砖机制下合作紧密,很显然哪一方都不愿意看到双方领导人在对峙阴云的笼罩下举行会晤”。对于双方来说,如果对峙危机波及金砖峰会,中印面临的损失是同样的,这时候比拼的是承受成本的能力。这表明印方在当时接收并正确认识了中方在危机谈判过程中传递的实力综合信号,印度此前的相对实力优势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中方展示的绝对实力信号修正。因此到危机缓和前夕,双方关于相对实力的信号比拼的结果和双方认知都是明确的,即印方的相对实力优势存在,但中方展示的绝对实力信号也被接收,实力对比进入相对平衡态势。在相对实力优势的认知被打破之后,印度的危机谈判策略在保持对外强硬表态的同时,开始明确危机谈判目标。合理可以获得的信息显示,危机缓和时双方对于彼此的威胁认知并未消减,但仍愿意选择相信对方敌意减少。
8月4日,接受议会人民院质询时,印度外 长 斯 瓦 拉 吉 强 调 战 争 不 是 危 机 的 解 决 方 案,“耐 心 和 言 语 克 制(Patienceand BhashaSaiyam)对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失去耐心只会激怒对手”。后来向议会作证时,苏杰生表示印方当时甚至通过外交接触向中方提出:“为了表达友好姿态,我们愿意迈出第一步,以打破当前僵局。”8月15日,印度媒体曝出疑似双方士兵在班公湖地区发生冲突的视频。此次冲突的地点从洞朗区域扩展至班公湖,传递的信息是中方并不惧在洞朗之外的地方有新的冲突。新的冲突事件同时也是新的实力信号,8月21日,印度内政部长辛格(RajnathSingh)罕见地透过官方渠道对事件表态:“希望印度和中国能尽快解决洞朗对峙……印度没有扩张的打算,也不会攻击别国。我们不希望冲突,我们希望和平”。
印度外交秘书在接受人民院外交委员会质询时,也承认印方注意到在这起新的冲突事件中双方士兵有身体接触,这与洞朗对峙现场双方士兵克制的态度明显不同。班公湖事件后,印方开始认真思考如何尽快缓和危机,让自己体面地退出洞朗对峙。
2017年8月28日,在洞朗危机持续七十多天后,中国政府率先发布消息,称“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中方现场人员对此进行了确认”,稍后印度方面也发布了一个简短声明,称外交接触取得进展,双方同意现场人员“相互脱离接触”(Disengagement)。面对外界的询问,印度外交部稍后又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印度政府的原则立场得到了尊重,而中方发言人在回答中方人员是否撤离时,强调“中国边防部队继续在洞朗地区巡逻驻守。中方将继续按照历史界约规定行使主权权利,维护领土主权”。中印对于危机缓和的说辞不太相同,但危机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最终缓和表明双方可能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即缓和危机的同时互不挑战对方向国内民众作出的关于危机谈判结果的解释。当然这种默契是外界观察后给出的合理猜测,并没有任何外在承认仪式
危机缓和时,中印对彼此的威胁认知仍十分负面,并不如危机缓和这一动作所应该体现的威胁感减弱,决策时使用的对手意图信息与当时现实环境下可以合理掌握的信息之间存在差距,可以判定当时中印在危机缓和时对彼此的认知是错误认知。本文认为,到危机正式缓和之前,洞朗危机管理已经具备前文提到的“想象的双边默契”三个条件。首先,双方都认为对手希望缓和,危机拖宕时间长达70多天,争执的焦点不是是否应该缓和,而是逐渐集中到如何缓和的问题。其次,都认为对方是理性的,不希望危机延续至9月份而影响金砖合作机制,否则这将成为双方的共同成本。第三,双方都认为对对方行为有认知。证据表明,印方是认识到了中方发送的谈判信号,对中方展示的意图也有明确判断,但印方仍愿意认为中方希望缓和,并且认为中方也知道了印度知道中方希望缓和;对于中方来说同样如此,虽然确定印方挑衅力度强、威胁大,而且也并不认为印度会在缓和之后减少挑衅,但中方仍然愿意认为印度希望缓和,并且认为印度知道中方知道印方希望缓和。因此,中印在危机缓和时的错误认知更应该归类为有意识的错误认知,双方逐渐形成一种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想象的双边默契”。在双方达成“想象的双边默契”的情况下,洞朗危机最终缓和。
作为一种有意识错误认知,“想象的双边默契”的来源是双方在重新建立关于实力对比的认知平衡之后,有意识地忽略了彼此言辞和行为体现的较高对抗意图,重新构建了关于对方希望缓和的认知和谐状态。危机缓和时刻,中印双方对彼此威胁认知仍很高,还可以从对峙结束后的进展来加以佐证。
洞朗危机缓和后,中方的判断仍是印度将与中国长期对抗,印度方面的看法更加悲观,认为印中之间随时可能爆发类似危机。从对峙结束时双方的官方口径来看,都没有明确中方是否将继续修路。印度媒体的分析认为,虽然印度政府强调双方都同意撤兵,但是中方声明却表明是印度撤兵、中方查证,逻辑上存在时间的先后。印度也有分析认为,最终的缓和方案只是给莫迪政府一个台阶,在印方先“脱离接触”并得到确认的基础上,几个小时后中方才后撤了大约两百米。
中方在危机缓和时没有作出任何停止修路的承诺,实际上中方很快就开始了在洞朗地区的边防建设,加强了对该区域的管控力度。同样,印方也并没有缓和与中方的对抗力度,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受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莫迪也选择在2018年2月15日即中国除夕这天,访问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区),两国之间相互展示的对抗意图仍然十分强烈
（四）结语
从2017年中印洞朗危机谈判的案例分析中,本文认为错误认知推动了危机发生,而危机的缓和最终也是因为错误认知,区别在于错误认知的来源不同。印方对中国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思维,使得印方对华政策掉入一种思维定式,倾向于从威胁角度认知中国的防御性行为,这也体现了印方发起洞朗对峙危机的无意识错误认知。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历史和地缘等原因,对印度一直是持防御性现实主义思维。中国的总体外交中,对印外交的地位并不突出,在单方默契思维的影响下,可能会无意识地忽略印方对中方行为的认知和反应,一些事件的处理体现了情愿/不情愿思维。危机的缓和则表明,双方在进入一种“想象的双边默契”状态后,有意识错误认知发挥了缓和危机的作用。对比两国曾经因为印方领导人战略误判导致的1962年边界战争和2017年洞朗对峙则表明,在适当的条件下错误认知也有助于缓和危机。当然这并不说明错误认知就成为双方在危机谈判时要追求的一种状态。实际上,错误认知导致的危机缓和中,冲突和分歧并没有得到解决。在未来的危机中,危机双方有可能更急于展示实力信号,对彼此对抗意图的认知也更容易超过实际水平,使得下一次危机发生和升级的可能性更高,这一可能性值得学界进一步关注。
作者：谢超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印度金德尔国际大学国际事务学院访问学者(2018—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