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提要

1. 俄学者认为俄政治体系正在丧失协调性和平衡性
内容提要：由于政治职权的缺失、垂直权力体系的瓦解以及政权侵蚀的加剧，在整个疫情期间，俄罗斯表面统一的政治体系暴露出了不协调性和不平衡性。这将导致政府收紧行政管理，甚至加强对政治进程、选举和各种形式的公民活动的直接控制。然而，此举或将使俄罗斯的内部矛盾更加尖锐：一方面，精英内部竞争的加剧将导致政局混乱；另一方面，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将增多。
发表时间：5月13日发表于莫斯科卡耐基中心官网

2. 希腊专家认为疫情致使西方出现极端政策和极权主义倾向
内容提要：疫情危机成为了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开放性地缘政治冲突的导火索，人类正在进入国际社会与政治严重冲突的时代，不排除新战争爆发的可能。疫情之下，西方金融帝国内部的两种资本主义模式——欧洲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的新民族主义做出了截然不同却殊途同归的反应，实际上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僵局及其诉诸灾难性政策和极权主义选择的倾向。
发表时间：5月13日发表于瓦尔代俱乐部官方网站

3. 意大利学者表示哈萨克斯坦存在权力斗争的可能
内容提要：2020年5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宣布解除达莉佳·纳扎尔巴耶娃的参议院议长职务，并由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接任。纳扎尔巴耶娃此次被免职的原因可能是其家庭丑闻或政治野心。哈政界倾向于认为这一任命或与纳扎尔巴耶夫有关，但不能排除新任总统利用新冠疫情危机进行权力争夺的潜在可能。
发表时间：5月12日发表于意大利国家政治研究所（ISPI）官方网站

4. 俄学者认为俄欧发展伙伴关系可提升双方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内容提要：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被寄予厚望，俄欧关系却并未如期发展。从内容来说，俄始终强调高科技经济领域的技术和创新层面的合作，而欧盟始终关注俄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从机制来说，俄欧分别亲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路径。疫情之下，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虽已过时但仍有存在的必要。
发表时间：5月12日发表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官方网站

5. 哈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依旧会重振
内容提要：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一带一路”倡议将造成重要影响。一是经济停滞，中国或将财政资源用于应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生产复工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中亚地区中小型企业遭受重创，中国在中亚制造业中的地位上升；三是低能源价格背景下，一方面中国或将成为中亚能源出口的良好选择，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下降或冲击中亚社会，激发反华情绪，影响与中国的合作。
发表时间：5月13日发表于中亚政治评论（CABAR）官方网站

6. 哈学者谈中亚地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两面态度
内容提要：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复杂。官方层面采取总体积极的态度，并在涉及中国的政策与声明中保持谨慎，中亚民众对中国人则报以偏见，中国劳动移民被视为“颠覆者”和“剥削者”，“反华”与“反当地政府”的结合，中国政府“打压”穆斯林同胞引发不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民众对中国的消极态度。中亚各国政府应努力提高与中国合作的透明度，建立沟通渠道，加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了解。
发表时间：5月11日发表于Caspian Policy Center 官方网站

7. 俄学者认为新时代俄罗斯的中国战略将更具现实主义色彩
内容提要：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签署，中俄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互动正在进入新时代。但是中国外交“自信”的发展趋势或将进一步加剧中俄关系的不平衡，使得莫斯科对北京的态度极为矛盾。一方面，西方国家将是中俄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主要威胁，两国将在美国的压力下保持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中俄关系的高峰已过，两国都没有将双边关系发展为政治同盟的需求，莫斯科不会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双方将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取向，尽管这种取向不会在官方声明中表现。
发表时间：5月13日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官方网站

8. 俄学者认为历史叙事方式无法为俄罗斯解决实际问题
内容提要：现代俄罗斯急需找到一种方式来化解社会价值观面临的危机，对历史的呼吁已成为俄罗斯补偿政治与社会的一种机制，为其政体与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价值基础。然而，对历史的盲目宣传也为帝国主义复仇情绪提供了沃土。尽管历史永远无法决定未来，也不会为如今俄罗斯社会急需的团结与责任做出丝毫贡献。
发表时间：5月13日发表于《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官方网站

9.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只有选择现代化才能与西方进行合作
内容提要：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伦纳特·梅里会议发言后接受采访，就国际热点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新冠疫情将打击全球经济、提升国家主权地位、增强中国力量、提高区域冲突风险；俄需要国际机构支持，但难以摆脱主权问题带来的顾虑；从长期看来，俄可能难以适应新社会经济现实，其影响力或将受到严重挑战；俄将运用“新工具”应对国内外事务；国际形势和发展理念或将在大国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发生变化；俄未来领导人只有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才能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新军控协议签订的可能性小；中美之争和国家主权问题阻碍联合国在抗疫中发挥作用；目前特朗普和拜登在选举中实力相当。
发表时间：5月15日发表于俄罗斯委员会官方网站

10. 美智库专家认为俄利用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实现在叙的战略意义
内容提要：俄在叙利亚战略活动的特点有： 第一，采用“轻脚印”战略；第二，俄在评估其他地区军事行动时可能借鉴其叙利亚经验；第三，打击平民以削弱其支持反对派的意愿；第四，俄将叙用作军事训练场，不断提高军事实战能力；第五，不断调动中高层军队领导至叙战场。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的教训有：第一，俄可能在美不明确声明利益时借机牟利；第二，若美干涉俄侵犯人权的行为，必须清楚地阐明红线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第三，俄利用了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内部的矛盾实现自身战略利益。
发表时间：5月12日发表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官方网站

11. 俄专家认为俄罗斯亟需调整与阿萨德政府的合作战略
内容提要：面对腐败飞涨以及财团逐渐控制经济的情况，若不进行深入改革重建政治经济体系，叙利亚或将面临崩溃和新一轮冲突升级，俄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将随叙政权颠覆而埋没。俄有可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正在建立其他精英集团以实现政权更替。受石油危机及疫情期间油价暴跌，俄罗斯可影响阿萨德政府的能力有限。除非俄罗斯调整与阿萨德政权的合作战略，否则或将会陷入中东事务的泥潭难以脱身。
发表时间：5月15日发表于“迷语”官网

12. 俄学者认为自由世界秩序时代即将终结
内容提要：冷战以来，基于军事力量平衡和一系列规范和自由的“自由世界秩序”时代即将结束。全球化的世界正在从“无限可能性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新冠疫情下，主权国家被证明仍是唯一能够有组织和有效行事的机构。面对各国的利己心理，解决措施之一是继续维持已证明具有维持和平能力的机构——联合国，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防止世界各国陷入出于本能的激烈冲突。
发表时间：5月14日发表于瓦尔代俱乐部官方网站

俄学者认为俄政治体系正在丧失协调性和平衡性

塔季扬娜·斯塔诺瓦亚（Татьяга Становая）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研究员

5月11日，普京宣布假期结束并逐步取消限制性措施。总统的乐观态度与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对病例数量不断增加的警告形成鲜明对比。在整个疫情期间，俄表面上统一的政治体系显示出了令人惊讶的不协调性和不平衡性。

首先是政治职权的缺失。当普京逃避做出例行决定并将其下放到低层国家机构时，政府便无法主动提出建议并独立采取行动。普京治下的技术官僚化导致俄罗斯政府停止政治思考，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未来选举和公众情绪上。技术官僚的首要任务是抗疫期间的关键绩效指标：医院病床数、呼吸机数量及医护人员的配套设施等。数字越高，总统的形象越好，官僚的政治前途也越好。关键绩效指标使权力被总统牢牢掌握，并将其与现实分离，这便是总统过分乐观的原因之一。另外，技术官僚很容易受到各种力量和机构的影响，他们能够将官员的工作引导到自己需要的方向。因此，政府与大型企业紧密合作，却对中小企业的利益充耳不闻。

俄政府不代表任何政党，也不反映任何人的利益，它扮演着系统保险丝和资金管理者的角色。在国家的队列中，人民排在最末端，而所有有机会直通内阁的人却被大力向前推。政治体制的逻辑是：没有金钱就没有权力，这种体制消解了政府的独立性和政治主动性。

其次是垂直权力体系的瓦解。权力的垂直是普京统治期间的主要标志。但疫情危机表明，垂直权力体系能够垄断和均化政治空间，有助于政治统一，但无法保证管理的统一。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各级政府都按照各自的组织逻辑办事，甚至连总统办公厅也出现了分裂：内务部为尽快举行宪法公投，宣称疫情平稳期即将到来，而新闻信息局却表示疫情正在加剧。对于各联邦区行政长官来说，疫情危机或许是一个机遇，使他们有机会充分利用地区权力而不惧政府的挑战。

第三是政权侵蚀的加剧。俄社会当前面临的问题大多在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当局的侵略性地缘政治演说、人民和普京议程的分歧、人们对总统外交阴谋的漠视等。俄当局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了解越来越少，其优先事项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政权的主要政治支柱——统一俄罗斯党也已经破旧且瘫痪，无法再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当政府失去公众支持时，注定要走向失败。

政权失去了对公众情绪的敏感，失去了挖掘社会问题的工具，并因政治制度被破坏而变得盲目。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收紧行政管理，甚至加强对政治进程、选举和各种形式的公民活动的直接控制，然而，社会的愤怒情绪将会寻求其他释放出口。

俄罗斯正面临着巨大的内部矛盾。一方面，精英内部竞争的加剧将导致政局混乱；另一方面，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将增多。这将加剧对政权的侵蚀。

文献来源：
“病毒并发症——隔离结束后等待俄罗斯政权的将是什么”
“Вирусное осложнение. Что ждет российский режим после карантина”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782

希腊专家认为疫情致使西方出现极端政策和极权主义倾向

迪米特里斯·康斯坦特科普洛斯（Dimitris Konstantskopoulos ）
希腊总理前顾问，SYRIZA党中央委员会前秘书处成员

新冠疫情危机成为了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催化剂，同时也可能引发开放性地缘政治冲突。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当前的危机可与1873年和1929年的经济危机相提并论，前两次危机诞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革命、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一系列资本主义改革计划。而现在，人类正在进入国际社会与政治严重冲突的时代，不排除新战争爆发的可能。

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终结。然而，资本主义将找到生存之道，不会因自身内部矛盾而灭亡。它只有在人类消失的情况下才会消失，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被取代。

1945年以来呈指数式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和技术，才是使这场危机演变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危机的根本原因。如果不加以节制，这些生产力和技术甚至会摧毁地球上所有的生命。要打破这个局面，我们需要新型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体系以及一个新文明。听起来似乎是乌托邦式的，但希望世界按照现行体系发展下去才是更加乌托邦的。

尽管做出具体预测为时过早，但是西方金融帝国对危机反应的初步迹象暗示了国际体系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今，有两个派系在西方金融帝国内部争夺权力，双方的战略目标一致，即金融资本永远统治世界，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意识形态和策略方面存在明显分歧。

第一派是统治欧洲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他们希望民族国家解散以成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巨大世界市场，认为即将成立的世界组织应以欧盟为原型，是一种后现代、超国家的特殊权力结构，由金融帝国、大型国际银行和少数跨国公司的垄断寡头控制。

第二派由统治美国的新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并不反对民族主义本身。相反，他们希望利用敌对的民族主义通过“文明之战”、“分而治之”和混乱战略进行统治。他们倾向于发动战争以解决问题，但却无法有效应对疫情危机，反而使自身陷入了分裂，甚至引发了欧洲内战。特朗普集团在疫情期间对委内瑞拉和伊朗进行军事干预、禁止向古巴提供医疗援助并敦促各国不接受来自古巴的医疗援助、对中国发动冷战并准备热战等行动来应对危机，甚至还从盟友那里窃取口罩和其他医疗设备。这些行为反映了美国政策的缺陷和弱点，使其成为“黑帮”犯罪政策。

西方内部两个派系的反应实际上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僵局及其诉诸灾难性政策和极权主义选择的倾向。在特朗普的政策中，极权主义的选择越发明显。如今，美国已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修正主义力量。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精英也倾向于极权主义政策，只是更为温和。除此之外，与旧资本主义相比，现代资本主义无法做出任何其他积极选择。

文献来源：
“疫情危机与两种资本主义模式”
“Corona-Crisis and Two Models of Capitalism”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corona-crisis-and-two-models-of-capitalism/

意大利学者表示哈萨克斯坦存在权力斗争的可能

弗兰克·马拉奇奥内（Frank Maracchione）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东亚研究学院博士

2020年5月2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命令，解除首任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长女——达莉佳·纳扎尔巴耶娃的参议院（议会上院）议长职务。5月4日，参议院选举决定议长职务由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玛吾林•阿什姆巴耶夫接任。此举令认为纳扎尔巴耶娃是首任总统自然继任人的专家们感到震惊。当托卡耶夫就任总统时，选举纳扎尔巴耶娃担任参议院议长似乎是最好的安排，特别是考虑到参议院议长的宪法职责——如果总统提前离职、被罢免或在任期间离世，总统权力将被移交给参议院议长。

自2004年以来，纳扎尔巴耶娃一直担任如执政党“祖国之光”人民民主党副主席和哈萨克斯坦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她当选参议院议长，以及纳扎尔巴耶夫在卸任总统职位后仍担任执政党主席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事实似乎符合权力平稳过渡的规律。因此，托卡耶夫的此项任命引起了哈政界的激烈讨论。首先，这是托卡耶夫独立做出的决定还是与纳扎尔巴耶夫商榷后的决定？纳扎尔巴耶娃为何突然被免职？这对纳扎尔巴耶夫家族和哈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专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这一任命是与纳扎尔巴耶夫协商达成的。纳扎尔巴耶夫实际上仍掌握着哈萨克斯坦的全部政治权力，因此几乎可以排除托卡耶夫叛变的可能。不过，阿什姆巴耶夫的当选使局势被重新洗牌：新任议长对托卡耶夫效忠暗示了权力斗争的潜在可能。然而实际上，阿什姆巴耶夫在纳扎尔巴耶夫治下已为政府工作了十多年，并且只是政府改组时任命的新一代官员之一。政府所有年轻成员长期以来都效忠于总统，似乎很难与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复杂政变联系在一起。

如果纳扎尔巴耶夫参与了这项任命，那么就不难发现纳扎尔巴耶娃被免职的可能原因。首先是她的家庭丑闻。2007年，纳扎尔巴耶娃的前夫拉哈特·阿利耶夫因反对纳扎尔巴耶夫的专制改革被免职并遭到国际通缉，同年6月纳扎尔巴耶娃与其离婚。在写了一本谴责岳父岳母罪行的书后，他在奥地利监狱自杀。此外，纳扎尔巴耶娃的长子努拉利近期因涉嫌收购伦敦的房地产受到伦敦高等法院的审查；小儿子艾苏坦在Facebook上宣布自己掌握了纳扎尔巴耶夫家族的大量腐败证据，要将真相公之于众，目前他已向英国寻求政治避难。

纳扎尔巴耶娃去职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她对政府和哈精英的诸多批评性言论，以及扩大议会权力等举动暴露了她的政治野心。

然而，以上种种仍不足以排除托卡耶夫利用新冠疫情危机趁机证明自己并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可能性。据媒体报道，自3月中旬病毒传播至哈萨克斯坦以来，政府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在隔离期间只有少数新闻机构被允许报道疫情相关消息，而且政府对异见者的态度已大大恶化。与一贯与媒体保持密切联系的纳扎尔巴耶夫相反，托卡耶夫可能试图利用疫情危机与纳扎尔巴耶夫保持距离，并为自己树立防疫抗疫的正面形象。

文献来源：
“新冠疫情期间哈萨克斯坦的权力斗争：纳扎尔巴耶娃被免职”
“Kazakhstan’s Power Struggles in Time of Pandemic: Dariga Nazarbayeva’s Dismissal”
https://www.ispionline.it/en/pubblicazione/kazakhstans-power-struggles-time-pandemic-dariga-nazarbayevas-dismissal-26095

俄学者认为俄欧发展伙伴关系可提升双方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

2010年，“现代化伙伴关系计划”在第25届俄罗斯-欧盟峰会上启动，标志着俄欧伙伴关系的新阶段和新水平。该倡议确定了俄欧共同努力的优先方向，经济方面包括关键领域投资、双边经贸合作、技术法规与标准以及交通发展等，环境方面包括低碳经济、能源效率以及气候变化等，科技方面涉及创新研发和太空探索等，社会制度方面涉及司法机构运作、政府与民间社会对话和反腐败等。

尽管该倡议被寄予厚望，但俄欧关系并未如期发展，原因如下：从内容来说，俄始终强调高科技经济领域的技术和创新合作，这因触及欧盟的敏感区而困难重重；欧盟始终关注俄的社会和政治现代化，希望将俄的体制和实践提升到欧洲水平，欧盟在实施过程中过于强势而忽略了俄的感受。从机制来说，俄欧对推动合作的想法一开始就大相径庭。欧洲强调“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起源于私营部门、专家和民间社会，并朝着重大经济项目和部门合作迈进；俄罗斯优先考虑“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即始于政府和政府部门，并朝着单个企业发展。从其他因素来说，俄欧双方分别强调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级别的合作，对企业引起外国竞争的看法也存在差异，双方领导人态度存在错位。

俄欧“现代化伙伴关系”虽已过时但仍有存在的必要。较10年前，世界各国和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威胁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欧盟面临难民危机、右翼民粹主义势力抬头、欧洲怀疑论盛行、英国脱欧以及与美国关系的倒退；俄罗斯面临经济制裁、货币贬值、能源领域冲击；同时俄欧面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及世界政治局势动荡和大国竞争的升级。尽管俄欧之间仍存分歧，但俄欧发展伙伴关系可提升双方在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因此应给予考虑。

文献来源：
“悲伤的周年纪念：现代化伙伴关系十年”
“A Sad Anniversary: Ten Years of the Partnership for Modernization”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a-sad-anniversary-ten-years-of-the-partnership-for-modernization/

哈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新冠疫情背景下依旧会重振

安东·布加延科（Антон Бугаенко）
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基金会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

中国在中亚地区推行“一带一路”倡议一是希望维护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稳定，通过与中亚国家的互动创建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想要通过稳定的环境助推中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已从向中亚出口商品转移到在该地区建立产业。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世界带来普遍的经济衰退，对“一带一路”倡议也将造成重要影响。其一是受经济停滞影响，中国或将财政资源用于应对国内通货膨胀和失业、生产复工和经济结构调整，尽管中国政府可能会宣布维持当前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水平并保留已分配的资金。其二是中亚地区作为制造业等非能源领域重要载体的中小型企业遭受重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中亚制造业中的存在在中亚整体发展中地位上升，西方公司进入中亚除俄罗斯外还可选择中国。其三是低能源价格背景下，一方面中国或将成为中亚能源出口的良好选择，另一方面能源价格下降或冲击中亚社会，激发反华情绪，影响与中国的合作。

新冠疫情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将经历两个阶段。一是交通运输中断和中国集中精力恢复国内经济带来的中止阶段，只在地区出现社会政治动荡时，中国可能提供支持以维护稳定与和平；二是中国积极重振“一带一路”倡议阶段，受地缘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影响，中国将在中亚国家配合的情况下加强合作，这将有助于中亚度过危机并确定新的经济增长点。中亚各国应根据新现实评估影响、寻找机会，从而更好地从“一带一路”战略中受益。

文献来源：
“冠状病毒危机对中亚‘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коронавирусного кризиса для инициативы «Пояс и Пу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s://cabar.asia/ru/posledstviya-koronavirusnogo-krizisa-dlya-initsiativy-poyas-i-put-v-tsentralnoj-azii/

哈学者谈中亚地区对中国“一带一路”的两面态度

阿克博塔·卡里巴耶娃（Akbota Karibayeva）
芝加哥大学硕士
Caspian Policy Center 项目主管

中国自苏联解体以来积极与重要邻国建立牢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重要性。从积极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对中国可以开发新市场释放过剩产能，刺激经济增长；对中亚各国可以改善投资流动，提高生活水平。从消极角度来说，一是“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模糊；二是中亚国家或将陷入“债务陷阱”，在资金和基础设施维护上严重依赖中国；三是与中国合作的不透明、腐败、对劳动和环境标准漠视体现了不可持续发展性。

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争议，中亚地区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复杂。从官方层面来说，一方面，中亚各国政府迫切需要资金重建和现代化建设，中国作为合作对象优于俄罗斯和欧洲，有助于促进本国发展繁荣和就业；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可以从透明度较低的“一带一路”项目中获得好处。这使中亚国家政府层面对中国采取总体积极的态度，并在涉及中国的政策与声明中保持谨慎。从公众层面来说，中亚公众缺乏对中国项目的了解，倾向于持长期怀疑的态度。其消极态度原因一是民间叙事中根深蒂固的敌对历史和苏联反华宣传维持的对中国人广泛的偏见，这种偏见促使中亚民众将“一带一路”倡议视为掠夺性的，征服和利用中亚地区的工具，同时对中国人口压力的错误认知带来了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怀疑，加深了中亚民众对“中国扩张”的恐惧和关切；二是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劳动力不仅受到了该地区中国公司的优先雇用，加剧了原本紧张的就业环境，还由于“吃苦耐劳”的品质降低了当地的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因此被视为“颠覆者”和“剥削者”；三是中亚民众认为地方政府官员无视中国公司对环境和劳工标准的破坏，并在市政基础设施合同上给予中国公司优惠，这被视为政府腐败且无法保护民众利益的体现，其反华抗议活动通常具有反政府性质。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具有不对称性，缺少民间社会沟通的渠道，这使得中亚政府一方面希望抓住中国投资带来的机会，另一方面却无法应对民众的忧虑与质疑。为改善情况，中亚各国政府应努力提高与中国合作的透明度，建立沟通渠道，对新疆“再教育集中营”等问题进行集中报道澄清，加强中亚地区对中国的了解。

文献来源：
“中亚地区公众对中国的态度”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hina in Central Asia”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special-report-public-attitudes-toward-china-in-central-asia/

俄学者认为新时代俄罗斯的中国战略将更具现实主义色彩

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
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亚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

中俄领导人于2019年6月5日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两国全面伙伴关系与战略互动正在进入新时代。继乌克兰危机引发俄罗斯与西方对峙、贸易战致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化为泡影后，中俄意识到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希望渺茫，因而着手推动中俄关系新发展。

中俄关系的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俄允许中国对其能源和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第二，两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国支持俄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第三，加强太空合作；第四，俄向中国出售现代化武器，协助中国建立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双方军事合作不断强化。

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中国“自信”有所提高，其外交政策风格的改变可能损害两国互信程度，或将阻碍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中国开始寻求外部经济利益，争取提高地缘政治影响力，学术界和新闻界对中国在其他地区开设军事基地、运用军事实力保障经济利益以及运用制裁手段向其他国家施压等方面的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中国外交方式发生变化，其外交官积极使用国外社交网站与其他国家的记者、专家、政要展开辩论，甚至试图指责和引导国外媒体涉中报道的叙事。

中国外交“自信”的加强、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忽视以及试图指导其他国家政治生活的做法或将损害中国形象。这种“自信”也加剧了中俄双边关系中不平衡，使得莫斯科对北京的态度极为矛盾，俄担心中国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大两国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俄不会支持可能使其与其他国家关系复杂化的中方立场。同样，中国基于领土完整原则也不承认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行动。因此，中俄关系进一步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制约因素。

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问题暂时削弱了中国的“自信”倾向，但长期来看，“自信”是中国外交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方面，西方国家将是中俄在未来一段时间面临的主要威胁，只要美国继续表现出战略优势并对两国采取敌对措施，中俄就能保持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中俄关系的高峰已过，两国都没有将双边关系发展为政治同盟的需求，莫斯科不会与北京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两国将表现出更多实用主义的取向，尽管这种取向不会在官方声明中表现。

文献来源：
“高峰过去？”
“Пик миновал ?”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pik-minoval/

俄学者认为历史叙事方式无法为俄罗斯解决实际问题

康斯坦丁·巴哈留克（Константин Пахалюк）
俄罗斯军事历史协会科学部首席专家

如今，俄罗斯对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从干预公共历史领域的失败尝试到系统地建立起国家和社会制度，俄罗斯用了15年的漫长岁月。

2020年初，俄前文化大臣麦丁斯基被任命为总统助理，负责文化和历史领域的国家政策以及宪法修正案的制定。新的宪法修正案中有三个“历史性”要点：1. 俄罗斯是苏联的正统继承国；2. 历史将整个俄罗斯人民团结起来；3. 永远铭记祖国的捍卫者。在某些情况下，需要历史来加强一体化进程，在另一些情况下，需要通过历史来推动民族建构，而在其他情况下，历史则被积极地用于精英阶层的斗争。在千年之交，俄罗斯面临着未来的危机、“永恒的现在”以及公共生活的去政治化。

俄罗斯历史背景的特殊性在于其拒绝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的残骸上形成了十五个新政体，曾经的行政边界变成了国家边界。如果强大如苏联一般的国家都会一夕崩溃，那么凭什么认为俄罗斯的政治秩序不会发生改变呢？

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或证明某项重要的政治决定往往需要更高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并非人为可以给予的，而须诉诸某些崇高的价值观。历史上常常利用诸如“上帝”、“民族”、“共同利益”、“正义”和“共产主义”等价值观来解决问题。1990年代的俄罗斯也进行了这种尝试，然而，通过呼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试图在道德和政治上达成共识的尝试很快就失败了。生活水平的下降以及政客试图用“艰难的民主过渡期”来掩盖公共机构的退化，导致人们拒绝了自由民主价值观。

在2000年代，普京尝试通过制定各种国家符号和象征、在公共领域引入各种历史概念以及寻找并指定可作为价值观基础的“东正教理想空间”来解决问题。但是，由于社会的高度世俗化和种族多样性，对国籍和宗教的呼吁无法为俄罗斯提供可靠的支持。逐渐地，爱国主义思想开始在2010年代兴起。总统和政客都宣称这是俄罗斯公民的基本价值观，但问题在于，爱国主义本身只是一种价值观，并不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现实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寻找能够提供价值观的机构。从历史上看，教会作为对上帝或政党权威的解释者，通过选举冒充“人民意愿”的实际代表，并将公众的要求转化成价值观。然而，现代俄罗斯社会的世俗性质、政党制度的模仿性质以及建构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都不允许教会甚至对整个俄罗斯政治发挥主导作用。

历史的本质化过程主要在话语层面上进行。总统和政界人士的众多演讲都被统一为一种逻辑，即一种组织叙事的方式。俄罗斯的历史是国家的历史，其主要作用是为国家服务。如今在俄罗斯，历史不仅仅是历史。在上个十年，它使分散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所有不同而独特的民族真正团结在一起。它并非建立在特定的价值观、政治理想、解决社会问题甚至文化问题的方式上，而是建立在过去，通常是军事领域的叙事基础之上。政治记忆的重点是伟大的卫国战争或其以前的历史时期，而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和九十年代，俄罗斯政治真正诞生的历史时期则处于边缘。这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既有的历史图像成为了想象力的一部分，这种想象力并非基于个人经验。“我们”与俄罗斯帝国或苏联之间斩不断的历史联系为帝国主义的复仇情绪提供了沃土。期望用“克里米亚回归”这样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的事件作为俄罗斯民族重生的标志，似乎并不现实。

对历史的呼吁已成为俄罗斯补偿政治与社会的一种机制，尽管历史永远无法决定未来，也不会为如今俄罗斯社会急需的团结与责任做出丝毫贡献。

文献来源：
“全球世界中的孤岛”
“Остров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мире”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ostrov-v-globalnom-mire/

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只有选择现代化才能与西方进行合作

安德烈·科尔图诺夫（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主席
贾努斯·皮尔萨鲁（Jaanus Piirsalu）
Eesti Päevaleht报社记者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总干事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伦纳特·梅里会议以《俄罗斯未来领导人只有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才能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为题发言。爱沙尼亚记者贾努斯·皮尔萨鲁（Jaanus Piirsalu）就此发言对其进行采访。

问：新冠疫情将对全球政治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答：第一，疫情将打击全球经济发展，俄罗斯经济将经受疫情冲击和油价下跌的双重打击。 第二，国际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不足，主权国家地位回归。 第三，中国力量将不断增强。第四，疫情导致国家力量薄弱地区的原教旨主义兴起，区域冲突的风险陡增。第五，西方将继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延长军控协定无望。

问： 俄罗斯如何看待国际机构影响力下降的问题？
答：俄罗斯对国际机构持矛盾态度。一方面，俄罗斯看重国家主权，倾向于开展双边外交，而非借助国际机构进行多边外交。 但另一方面，俄单枪匹马难以应对当下的疫情，无法保障长期经济增长和解决安全问题，因此需要国际组织和跨国机构的支持。

问：如果世界政治中心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非军事领域，俄罗斯的影响力是否会贬值？
答： 就短期情况来看，西方国家在疫情的冲击下影响力有所下降，这段时间内俄罗斯的影响力相对提高。但长期来看，疫情将推动世界过渡到新平台，以原材料为基础的经济衰落，气候问题将成为国际政治的优先事项。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可能难以适应新社会经济现实，或将面临严重挑战。

问：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在4月发表的文章中提到，核武器无法击败新冠病毒，保障俄国家安全的“旧工具”如今消耗着本该分配给科学、教育和医学的巨大资源。伊万诺夫是否有对“新工具”的规划？
答：俄罗斯在世界上发挥影响力的基础有二，一是通过军事力量保持超级大国地位，二是通过推动社会发展将俄塑造为拥有科学潜力、创新动力和众多教育机会的国家。俄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将影响其在未来世界扮演的角色。

问：伊万诺夫规划了哪些解决安全问题的“新工具”？
答：俄罗斯将不再使用冷战时期的手段。一方面，俄罗斯需要重新制定优先事项，应对恐怖主义和气候变化等更加紧迫威胁。另一方面，俄将努力恢复与北约之间的谈判，或通过企业等民间力量建立临时协商平台。

问：超级大国是否能放下争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疫情等共同危机？
答：传统安全概念背后存在着极为广泛的官僚、经济和个人利益，每个国家的利益机器都以自己的逻辑和惯性运转，改变这种逻辑将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另一方面，即使新冠疫情没有爆发，2024年众多大国将完成权力交接，没有冷战记忆的新一代领导人将上台执政，他们对世界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问：未来几年俄罗斯领导层是否会发生代际转换？
答：俄罗斯的新一代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能简单地说年轻一代都是自由主义者，老一代都是保守主义者。但年轻一代的的政治观点的确与其前辈大相径庭，这将带给俄带来巨大变化。

问：在去年的伦纳特·梅里会议上，有学者提出对于俄年轻一代而言，西方将不再是俄渴望融入的重点对象，年轻一代是否将停止与西方合作？
答：年轻一代不会割裂地认识东西方，东西方的政治差异对新一代而言不重要。由于人口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俄无法复制中国模式，其唯一的选择是与文化相近的西方合作。俄未来领导人只有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现代化为目标，才能与西方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问：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关系是否会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得到改善？
答：可能性不大，双方都接受并维持疫情“新常态”下的关系。

问：对新军备控制协定前景是否持悲观态度？
答：在一系列军控协议失效却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情况下，美俄双方不会对军备控制的内容感兴趣。但在政治层面上，签订新协议将标志着恢复政治谈判和重返正常世界秩序，实际上意味着西方承认俄罗斯取得胜利。因此，新协议的签订缺乏推动力。

问：为什么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无法针对新冠疫情达成共识？
答：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之争。 美国企图让中国承担疫情爆发的责任，而中国谴责特朗普单边政治和贸易战阻断了共同抗疫的努力。而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国家主权。合作意味着提供透明信息、允许世卫组织访问国家数据库、放弃疫苗研发竞争，超级大国显然没有在这些方面做好准备。

问：对美国总统大选有何预测？
答：特朗普和拜登实力相当。特朗普任期期间美国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为其连任打下基础。但美国经济受疫情冲击下滑及特朗普抗疫不力等因素给拜登创造扭转局势的契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拜登一定胜选。

文献来源：
“俄罗斯实现现代化方可与西方合作”
“ Cooperation with the West Will Only Happen When Russia Modernises”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interview/andrey-kortunov-cooperation-with-the-west-will-only-happen-when-russia-modernises/

美智库专家认为俄利用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实现在叙的战略意义

塞思·琼斯（Seth G.Jone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计划高级顾问
布赖恩·卡兹（Brian Katz）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安全计划研究员
杰森·格里什（Jason P. Gresh）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军事研究员
尼古拉斯·哈灵顿（Nicholas Harringto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跨国威胁项目研究助理
埃德蒙·拉夫兰（Edmund X. Loughran）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军事研究员

俄在叙利亚的一系列活动成功阻止美国推翻阿萨德政府，实现了其在叙近期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俄干预叙利亚的背后隐藏着其战略目标：首先，叙利亚是俄在中东的重要枢纽和战略中心。其次，美国推翻巴沙尔政权的企图会使叙利亚崩溃，届时俄罗斯可能深陷泥潭。此外，莫斯科的干预还受到军事成本可接受性和军事战略可行性的影响。

俄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分为以下阶段：2015年9月至2016年春稳定叙利亚西部核心地区的巴沙尔政权，2016年春至2017年春对西部发起进攻夺回阿勒颇，2017年春至2018年春打击叙利亚中部和东部的伊斯兰国势力。随后，俄将重点转向争夺伊德利卜省，并在美国撤军和土耳其入侵后扩大了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存在。

俄在叙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平民和人道主义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攻击，企图削弱平民支持反对派的意愿，剥夺反对派资源。此外，俄还通过虚假信息开展针对叙利亚平民的宣传运动，企图转移俄和叙政府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责任；二是莫斯科策划了有效的外交运动以补充俄军事行动，使其在国际谈判中发挥最大作用。

叙利亚战争是俄战略和军事格局下的战役之一，从中可以总结出其军事战略特点： 第一，采用“轻脚印”战略，大规模运用无人机、民兵部队、特种部队和信息战等手段；第二，俄在评估非洲、亚洲、中东和拉美的军事行动时可能会借鉴其叙利亚经验；第三，打击平民以削弱其支持反对派的意愿；第四，俄将叙用作军事训练场，不断提高军事实战能力；第五，俄不断调动中高层军队领导至叙战场，使其获得实地经验，此举或将影响俄罗斯未来人员设置和人事变动。

俄对叙利亚的干预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提供了教训：第一，俄基本尊重美国的军事力量和利益，但当美国不明确声明自身利益时，俄可能借机牟利。第二，美国未能阻止俄侵犯人权的行为，若美国希望通过外交、经济或军事措施在这方面加以阻止，必须清楚地阐明红线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第三，美国对叙的政策和军事行动之间充满矛盾，俄巧妙利用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美国政府机构内部的矛盾实现战略利益。

文献来源：
“莫斯科在叙利亚的战争”
“Moscow’s War in Syria”
https://www.csis.org/analysis/moscows-war-syria

俄专家认为俄罗斯亟需调整与阿萨德政府的合作战略

安东·马尔达索夫（Anton Mardasov）
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专家
基里尔·塞缅诺夫（Kirill Semyonov）
创新发展研究所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对阿萨德的不满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俄声称要揭露阿萨德政府的腐败行为。第二，叙总统声望下降，赢得2021年选举的机会很渺茫；第三，叙利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无法从战时秩序转变为正常政治经济秩序治理体系，而非恐怖主义威胁。

叙政府以战争胜利者自诩，力图恢复2011年以前的政治经济秩序，但仍然面临众多问题。一方面，大马士革标榜自己的顽强却无法评估其行动的后果或应对的新挑战，导致腐败现象泛滥，国家资本集中到少部分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叙利亚正在维持战争经济，亲政府的军阀已成为控制经济的企业家和财团大亨。如果不进行改革重建政治经济体系，叙利亚或将面临崩溃和新一轮冲突升级，俄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将随叙政权的颠覆而消失。俄当局已对叙政府的行为产生不满，大马士革却丝毫不愿让步。

只要阿萨德政府掌权，彻底的改革便不可能进行，大马士革甚至有意阻挠拟定的改革措施出台。俄有可能继续推动叙利亚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并不意味着莫斯科正在建立其他精英集团以实现政权更替。其原因如下：第一，大马士革正在整合资产，加强总统妻子阿斯玛·阿萨德的地位和对电信产业的控制权，试图遏制利用战争壮大力量的财团； 第二，大马士革正寻求与海湾国家、特别是与阿联酋开展合作，试图莫斯科控制中抽身；第三，介入叙利亚事务多年以来，俄没有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制度化，也没有建立忠诚的代理力量。 如上所述，俄对叙利亚权力机构的影响有限。

如果莫斯科不改变与大马士革的交往方式，叙政权或将再次陷入政治崩溃并面临社会动荡的危险，届时莫斯科将不得不运用新力量挽救叙利亚，捍卫其在精英阶层中的地位。但受石油危机及疫情期间油价暴跌，俄罗斯可影响阿萨德政府的资源有限。除非俄罗斯调整与阿萨德政权的合作战略，否则或将会陷入中东事务的泥潭难以脱身。

文献来源：
“没有阿萨德的俄罗斯”
“Russia without Assad”
https://www.ridl.io/en/russia-without-assad/

俄学者认为自由世界秩序时代即将终结

伊万·季莫菲耶夫（Ivan Timofee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提墨菲·博尔达切夫（Timofey Bordache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雅罗斯拉夫·利索沃里克（Yaroslav Lisovolik）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费奥多尔·卢亚诺诺夫（Fyodor Lukyanov）
瓦尔代俱乐部研究主任
安德烈·舒申索夫（Andrey Sushentso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

冷战以来，基于军事力量平衡和一系列规范和自由的“自由世界秩序”时代（1980年代末至2010年代中期）已结束。这些规范和自由为那些同意遵守这些规范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公平地获得全球化利益的机会。然而，因为它规定了某些国家集团的统治地位并受到其他国家的的挑战，该秩序最终结束。

国家层面，新冠病毒大流行打破了国家可能从世界政治中消失并让步于跨领域超国家实体的幻想，主权国家被证明仍是唯一能够有组织和有效行事的机构。一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增加，由国家而非市场提供的对非经济冲击的抵抗力正在变成重要的经济指标；二是危机表明，国家的能力与文化和传统的联系比与政治结构的联系更多。通常的意识形态方案，尤其是二元制“民主-专制主义”失去了意义。伦理多元化而非一套人人应遵循的“正确”的价值观在未来将得到发展。

国际机构层面有两种发展可能，一种是保留已有的最重要的成果（联合国），并在此基础上创建新的功能结构；另一种是中美冲突。不同于20世纪下半叶稳定的美苏模式，其竞争或将不可调和。作为防止全球军事灾难主要因素的核武器，其威慑力并非无限，需要国际机构加以遏制。

全球化的世界正在从“无限可能性的社会”转变为“无限风险的社会”。持续的风险需要全球团结，然而人类却倾向于维护个人利益。未来全球资源的紧缺问题将导致竞争的加剧，这将导致的最糟糕的情况将是“国际政治达尔文主义”。解决措施之一是继续维持已证明具有维持和平能力的机构——联合国，由自联合国成立以来享有特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防止世界各国陷入出于本能的激烈冲突。

文献来源：
“在崩溃的世界中不要丧失理智”
“Не одичать в «осыпающемся мире»”
https://ru.valdaiclub.com/a/reports/ne-odichat-v-osypayushchemsya-mire/

编译：马真骅 郭雨桐 吴瑞星
排版：马真骅 郭雨桐 吴瑞星
审核：杨成